财政政策框架变化 - 当前财政政策框架较以往发生明显变化，从逆周期调节转向顺周期特征，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近年甚至低于GDP增速[1][3] - 土地财政拖累是广义支出乏力的主因，2021年后政府性基金收入（80%-90%依赖土地出让）从贡献转为拖累，导致广义支出增速低于一般公共预算[6] - 顺周期特征源于举债约束，3%赤字率红线导致"以收定支"模式，支出高度依赖经济景气度相关的财政收入[7] 政府杠杆与政策突破 - 我国政府杠杆率仅90%，显著低于日本(210%)、美国(110%)等发达经济体，存在加杠杆空间[9] - 赤字约束已现突破：2024年赤字率目标设为4%，特别国债使用和预算调整更灵活（如2023年10月增发国债、2024年11月置换隐性债务）[13] 货币政策与财政协同 - 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如2020年后房贷利率创新低但住房贷款需求未回升[15] - 央行采用"事实偏紧"策略，2024-2025年政策利率调整45BP但市场利率降幅超80BP，操作滞后于市场曲线[17] - 货币政策呈现"财政化"特点：结构性工具占比提升，央行对政府债权减少而对存款性公司债权增加[18] 财政投向与投资机会 - 财政支出结构从基建（交通/农林水支出占比降1.5个百分点以上）转向公共服务（社保/卫生支出占比提升）[23] - 股权投资替代债权成为地方财政新动向，超70%出资来自国有投资人，重点投向科技领域（"合肥模式"案例）[27] - 财政支持科技更青睐龙头：因风险容忍度低且注重社会效应（纳税/就业），龙头企业业务模式更匹配[28] 消费领域财政支持 - 以旧换新政策加码，从汽车家电扩展至数码/家装品类，未来可能覆盖服务消费[30] - 财政推动"普惠消费"替代消费升级模式，转移性收入高增支撑低收入群体消费（拼多多/蜜雪冰城案例）[32] 市场影响 - 财政扩张将提振权益资产（企业盈利改善+风险偏好提升），同时压制债券价格（政府债供给增加）[22] - 中小企业压力仍需财政托底，年内可能追加预算[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