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经济竞争的内涵与宏观政策转变 - 地缘经济竞争依赖经济手段实现经济和非经济目标 国际经济秩序从全球化合作转向竞争 [2] - 传统宏观政策框架为"通胀目标制+浮动汇率制+贸易和金融自由化" 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 央行具有货币政策独立性 财政政策以平衡和小政府为导向 [4] - 该框架促进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 但导致金融危机频率增加和贫富差距扩大 美国最富有的前1%群体金融资产占比从1990年初的25.7%提升至2024年底的34.9% [5] 逆全球化与供给约束 - 规模经济效应是全球化提升效率的关键载体 但地缘竞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出口限制阻碍规模经济发挥 [11] - 美国平均关税水平大幅上升 特朗普2.0政策开启关税作为竞争手段的时代 导致产业链碎片化和效率损失 [11] - 产业政策推动"再工业化" 美国《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导致产能利用率低于亚洲工厂 以效率换取供应链安全 [12] 规模经济的新驱动力量 - 绿色转型使能源生产从规模不经济转向规模经济 绿色能源属于制造业 具有产量越高单位成本越低的特征 [13] - 数字经济具有非竞争性特征 规模效应比传统工业经济更高 网络效应增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13] - 大国相对于小国在实现规模经济方面具有优势 人口和经济规模本身提供更大潜力 [14] 地缘技术经济学 - 科技成为国家竞争核心领域 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被视为战略资源 美国通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技术 [16] - 创新具有外溢效应 创新者仅收获2.2%的创新价值 其余由社会获得 体现为更低价格或更丰富品种 [17] - 技术封锁难以阻断基础科学知识传播 但可能拉大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落差 苏联案例显示经济体制僵化阻碍技术迭代 [18] 去金融化与财政作用增强 - 金融制裁数量大幅增加 从2010年的3起增至2023年的48起 [21] - 美国财政赤字率从2007年的1.1%升至2024年的6.3% 政府债务超过GDP的100% [22][24] - 财政扩张带来货币投放增加 但挤压信贷增长 导致金融顺周期性下降 [22][24] 中美规模经济竞争 -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具有规模经济优势 为全球最大制造业中心 绿色产业规模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31] - 美国在消费需求方面具有优势 通过关税提升交易成本降低进口商品竞争力 [31] - 数字经济领域 中美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数字产业覆盖其他国家带来额外规模优势 中国依赖自身人口和经济规模 [32] - 货币金融领域 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给美国带来"过度特权" 使其在全球收益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 [33] 中国宏观经济态势与政策需求 - 经济呈现分化态势 创新和制造业显示新发展动能 但内需和消费需求疲弱带来下行压力 [34] - 非金融私人部门还本付息负担沉重 占新增信贷比重70%以上 占GDP比重30%以上 挤压财政政策效果 [28] - 需要更大力度的财政扩张和债务负担化解来促进国内需求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