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当代地缘经济含义 - 农业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产业，粮食供给缺口会威胁社会稳定并影响国家战略自主，各国通过土地改革和绿色革命提高粮食产量以维持高自给率 [3] - 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供需失衡会引发价格大幅波动，进而演变为宏观经济和社会问题，影响国家在农业、财政、贸易等领域的政策制定 [3] - 食品通胀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显著，例如2023年美国最低收入分组家庭的食品支出占家庭税后收入比重达32.6%，远高于中等收入家庭的13.5% [3] - 农产品供大于求会损害农民利益，导致"增产不增收"，在欧美国家政府常通过补贴弥补生产者损失，相关政策在大选年易成为竞选焦点议题 [4] - 农产品贸易制裁是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领域，区别于一般贸易争端，其目的是通过限制正常贸易往来迫使被制裁国改变政策，而非解决市场准入公平性问题 [5] 大国粮食自给与全球粮食安全格局 - 全球人口大国粮食自给率普遍较高，2022年人口最多的8个国家及欧盟的谷物自给率整体达102%，除尼日利亚外其余自给率均超90%，印度、美国、巴基斯坦、巴西超过100% [8] - 人口大国的粮食高自给率并非源于富裕的耕地资源，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例如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等人均耕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坚持粮食自给政策 [9] - 大国粮食自给具有外部性，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采购可能拉高全球粮价，而大国自给有利于平抑国际粮价，避免对低收入国家购粮产生不利影响 [13] - 中国粮食政策以"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为核心，2023年《粮食安全保障法》明确优先保障稻谷、小麦、玉米自给，适度进口大豆和杂粮 [14] - 中国主粮进口集中度较高但风险可控，2024年三大谷物前三大进口来源国占比均超70%，且分布在不同大洲分散气候和供应链风险，中国主粮进口量占全球出口比重较低（稻谷8.8%、小麦4.8%、玉米9.6%） [16] 粮食禁运的效力演变与当前风险 - 粮食禁运在冷战时期曾被用作地缘博弈工具，1950-1984年间全球85次经济制裁中10次涉及食品禁运，但多数被视为完全失败或缺乏长期影响 [17] - 禁运对口粮短缺国家有效性更高，典型案例是1965-1966年美国限制对印度小麦援助迫使印度实施绿色革命，但随着印度粮食自给能力提升，粮援牵制力大大减弱 [17] - 1980年美苏商业性谷物禁运失败原因包括出口寡头难以形成共谋（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增加对苏出口）、跨国转运难以避免、苏联对海外粮食依赖度有限 [18] - 粮食禁运伴随高昂政治经济成本，1980年美苏禁运导致美国农业净收入预期下降40%，成为大选年重要争议点，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4月取消禁运 [19] - 当前粮食安全风险集中在低收入国家，2024年全球53个国家或地区超过2.95亿人面临严重饥饿，诱因包括武装冲突、极端天气和经济冲击，这些国家谷物自给率偏低且易受本币贬值影响购粮成本 [20][21][22]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策略与农业支持政策 - 中国粮食生产取得显著成就，1949-2024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从不足210公斤提高至超500公斤，粮食总产量增至6.2倍，单产提高至5.8倍 [26][28] - 驱动中国农业发展的因素包括制度创新（家庭联产承包制）、投入增长（农机、化肥、灌溉）和科技进步，后者对农业发展的贡献逐渐加大 [28] - "藏粮于地"战略重点包括守牢18.65亿亩耕地红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建设高标准农田（截至2024年底累计超10亿亩） [30] - "藏粮于技"潜力巨大，中国玉米、大豆单产仅为美国59%，政策通过生物育种产业化（转基因玉米、大豆增产效果超10%）推动单产提升 [31] - 农业支持政策包括价格支持（最低收购价）、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生产者补贴）和保险三类，2023年中国生产者农业支持估计值达2635亿美元，但劳均支持水平低于OECD国家 [36][37] 农产品进口制裁的案例与大豆贸易博弈 - 农产品进口管制是常见反制措施，通过造成出口国供给过剩打击其农业利益，案例包括2018年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反制裁关税 [39] - 全球大豆贸易呈需求单方集中（中国进口占全球六成）、供给双头垄断（美国、巴西出口占八成以上）格局，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中53%来自巴西、34%来自美国 [41][42] - 2018年大豆反制裁关税导致中国贸易转向，美国对华大豆出口额同比降74%（降幅91亿美元），中国从巴西采购占比从53%升至75% [43][45] - 美国通过市场促进计划（MFP）补偿农民损失，2018-2019年共出资280亿美元，但未能挽回2018年中期选举中大豆主产区对共和党支持度下降 [46] - 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深化与巴西农业合作，2024年巴西大豆占中国进口比重达71%，巴西大豆产量以6.0%的年均增速反超美国（2.2%） [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