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的政治压力与领导层换届 - 美联储主席人选已成为市场定价的主线，截至8月9日，市场预期的前三位候选人分别为美联储理事沃勒（26.6%）、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赛特（13.7%）和前美联储理事沃什（7.9%）[1] - 对市场而言，提名谁并非主要矛盾，本质上候选人都是特朗普的"影子"，且货币政策立场均偏鸽派，特朗普引导市场降息预期是真实有效的[1] - 特朗普引导降息预期有三张王牌：提名新理事接替提前辞职的Kugler、年内提名一位鸽派影子主席、以及若鲍威尔不留任理事则再提名一位新理事[2] 美联储的决策框架与利率操纵边界 - 美联储能制定但不能操纵政策利率，更不能操纵利率曲线，利率是内生的，期限越长的利率与宏观因素越相关，与短端利率越不相关[3] - 长期而言，中性利率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锚，决定了降息的终点，美国中性利率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0左右升至1-1.5%，这意味着美联储降息的终点或在300-350个基点[3] - 短期而言，截至2025年7月，美联储应将联邦基金利率设定在3.8-6.3%区间，而实际值为4.3%，说明当前政策利率并不具备限制性[3] - 美联储长期逆基本面操纵收益率曲线的空间有限，美债期限溢价上行趋势或延续，在加息周期中市场定价过于鸽派，在降息周期中定价过于鹰派，但本轮周期市场始终在抢跑降息[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 - 美联储降息的空间不取决于理事会换届，而是美国政府会否落实财政整顿，政府去杠杆可降低中性利率、压降期限溢价，并助力完成去通胀的最后一公里[5] - 经验显示，基本财政赤字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10年期美债利率或下降12-35个基点[5] -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和债务已进入类战时状态，赤字率和杠杆率堪比战时，2008年以来超支和减收双管齐下，顺周期性越来越显著[7] - 可持续的财政整顿方案仅有两种：经济增长和开源节流，区别在于政治成本的差异，增长去杠杆最可持续但见效慢，开源节流见效快但牺牲短期增长并冒政治风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