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央行非常规政策的演进脉络与传导机制 - 日央行自1999年以来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方面进行前沿实验，政策演进涵盖利率、数量和质量三个维度 [2][8] - 1999年零利率政策仅覆盖利率维度，2001年量化宽松政策增加数量和质量维度但质量仅含期限溢价，2010年全面货币宽松更关注风险溢价，2013年QQE+政策在三个维度均突破边界 [2][8][9] - 基于费雪方程，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压降名义利率曲线和抬升通胀预期实现实际利率下移，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产生实质性宽松效果 [2][12] 日央行非常规政策的有效性评估 - QQE+政策显著改善金融条件，央行购买国债累计压降10年期日债利率约100bp，银行贷款利率和企业债融资利率持续下行 [3][16][25] - 货币宽松推动日本摆脱通缩陷阱，反事实研究表明QQE实施后实际GDP水平上涨0.9-1.3个百分点，核心-核心CPI通胀率上行0.6-0.7个百分点 [3][51] - 日元贬值是宽松政策另一表现，但日元汇率主要受美债利率主导而非日央行政策 [33][34][39] 日央行政策正常化进程与展望 - 2024年3月例会取消负利率并放弃QQE+YCC框架，将隔夜拆借利率目标从[-0.1%,0%]升至[0%,0.1%]，7月例会再次加息至0.25%左右 [5][66][88] - 根据中性利率框架，日央行估计实际中性利率区间为[-1%,0.5%]，对应名义中性政策利率区间为[1%,1.5%] [5][96][97] - 2024年7月例会启动缩表，计划每季度减少约4000亿国债购买量，使2026年1-3月期间购买量降至约3万亿，预计未来一年半持有国债规模减少7-8% [5][101][106] 政策正常化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 - 缩表对长端利率影响有限，定量研究表明日央行持有国债市场份额每下降1个百分点，10年期日债利率仅上升2bp，完全停止购买的影响约20-30bp [129][134] - 政策利率和美债利率对日债影响更显著，政策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推升10年日债利率58bp，美债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推升23bp [135] - 日本经济复苏呈现外强内弱特征，2024年1-2季度实际GDP连续负增长，私人消费已连续4个季度同比负增长 [77][7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