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变 - 1955-1970年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中介目标为银行信贷或货币供给增速，主要操作方式为窗口指导 [8][9] - 1971-1990年政策框架从数量型渐进转向价格型，但仍以数量为主，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于1985年设立并在90年代成为操作目标 [2][22] - 1991年至今进入非常规政策实验阶段，1999年2月政策利率降至零，2001年3月开启量化宽松政策，2013年后进行一系列非常规政策实验 [2][28][35] 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与演进 - 2001年3月日央行决定实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操作目标转为准备金，承诺在核心CPI同比稳定在0%以上之前持续实施QEP [3][81] - QEP实施期间多次上调购债规模，长期国债月购买规模从初始4,000亿日元经过4次上调至1.2万亿日元，准备金目标经过9次上调至30-35万亿日元 [81][82] - 2008年雷曼冲击后日央行启动危机应对模式，包括降息、资金供应操作和质化宽松，2010年10月引入全面货币宽松政策 [3][125][131][132] 黑田东彦时代的量化质化宽松政策 - 2013年4月开始实施QQE，中介目标由隔夜利率转向基础货币，每年增长60-70万亿日元，主要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来增加基础货币 [4][163][178] - 2014年10月出台扩展版QQE，基础货币目标从每年60-70万亿日元增加到80万亿日元，长期国债购买目标从50万亿日元提高到80万亿日元 [179] - 2016年1月引入QQE+负利率政策，实施三级准备金制度，对部分准备金实施-0.1%的利率，这是日央行首次突破利率的零下限约束 [4][190][191] 货币政策框架转换的经济背景 -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日本外需骤降，揭开不良债务和银行危机序幕，1997年11月三洋证券同业贷款违约引发流动性危机 [47][53][59] -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导致日本经济再陷衰退，2001年2季度实际GDP连续3个季度环比负增长，核心CPI同比创新低达-1.1% [81] - 2014年6月OPEC原油减产谈判破裂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下行，布伦特原油价格从115美元/桶降至28美元/桶，累计降幅76% [185][187] 通胀目标与政策效果 - 2013年1月日央行引入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并确立2%通胀目标，此前在2012年2月确定了单一的1%通胀目标制 [158][159] - QQE实施后2013年底日本产出缺口自2008年以来首次转正，CPI与核心CPI同比分别升至1.6%和1.3%，均为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 [178] - 2016年实施QQE+负利率时，日本核心-核心CPI已连续29个月为正，2015年底升至1.2%，但原油价格下行导致CPI同比降至-0.1%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