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问题 - 债务与物价低增长密切相关，高债务导致家庭和企业收缩支出，加剧物价下行压力，形成“债务累积—物价下跌—实际利率上升—债务再放大”的恶性循环[4] - 企业部门债务规模最高，但大量企业债务与地方政府高度关联，若将此类债务纳入评估，地方政府债务是风险最突出的领域[5] - 摆脱债务困境的关键举措包括债务置换以降低利息负担，以及债务重组以削减本金，后者需由中央财政或商业银行承担成本[6][7] - 房地产行业下行加剧债务问题，一线城市房价累计调整超过30%，二、三线城市调整更显著，房价地价下跌导致抵押品价值缩水，加剧债务违约风险并影响金融体系稳定[8] - 缓解债务压力的核心举措之一是为微观主体补充资本金，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采取差异化解决方案[9] 财富效应与股市 - 2025年迄今中国股市表现良好，但股市上涨的正面财富效应被房地产市场下行的负面财富效应所掩盖[12] - 当前股市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之一是流动性，但缺乏基本面改善难以持续，需推动宏观经济增速回归潜在增速以实现“经济回暖—股市稳定—财富效应释放—消费增长”的正向循环[12] - 有关部门需借窗口期巩固市场基础，包括深化反造假、反关联交易、反市场操纵的制度建设，培育长期投资者，以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并鼓励多分红[12] 历史经验借鉴 - 当前GDP平减指数已连续9个季度负增长，为历史最长时期，类似情况出现在1998-1999年，当时连续7个季度负增长[13] - 1998-1999年的应对经验包括实施史无前例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尤其以积极财政政策为核心抓手，并发行大规模特别国债[13] - 当时以财政政策为核心推进债务化解，包括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设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以及打破“三角债”循环，对当前化解地方政府、民营企业与银行间的新型“三角债”具有启示意义[14] - 通过深度改革开放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包括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推动加入WTO，为当前专注内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改变收入分配提供参考[14][15] 政策建议 - 确立名义GDP增速的刚性目标，例如“十五五”时期实际增速5%叠加2%通胀水平对应名义增速约7%，未达目标前宏观政策不得转向[16] - 扩张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具优先性，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国债发行力度，募集资金按“四个1/4”结构配置：改善低收入人群收入、帮助地方政府化债、帮助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用于政策性金融工具为基建项目筹措资本金[17] - 对债务问题要有逆周期管理思维，经济下行期应提升风险容忍度，避免“一刀切”政策，以时间换取空间[18][19] -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可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定向支持城市存量更新，一线城市应一次性全面取消限购限贷，并对系统重要性头部民营房企及时救助[20] - 中长期增长需靠新一轮改革开放，重点放在民营企业和服务业上，并推出新一轮制度型开放举措应对FDI下滑[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