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储蓄的结构画像 - 观察居民超额储蓄需采用全口径储蓄指标，包括银行理财、股市投资等，而非仅看银行存款[4] 近四年全口径储蓄增加52万亿，比历史趋势超额增加11.1万亿[5] - 超额储蓄的主体更多是储蓄率更低的地区，例如河南储蓄率上升16.9个百分点至21.9%，四川上升22.6个百分点至14%，而北京等高储蓄率地区仅上升约6个百分点[5] - 超额储蓄的主体更多是收入更低的地区，静态看陕西、山西、辽宁等低收入地区储蓄率较高，动态看重庆、四川、河南等低收入地区储蓄率上升幅度更大，而北京、上海上升幅度较小[5] - 不同年龄群体均存在超额储蓄，并非由老年人主导，例如重庆老龄化率较高（22%）与广东老龄化率较低（12.4%）的地区储蓄率上升幅度均接近20个百分点[6] 超额储蓄的形成原因 - 超额储蓄并非典型的预防式储蓄，收入下行、减少消费的主流观点与数据不符，例如北京、上海收入下行但储蓄率上升幅度小，而浙江、江苏消费倾向上升的同时储蓄率也明显上升[7] - 超额储蓄增加主要源于房地产市场调整，居民购房支出年化消耗规模由8万亿下降至3.3万亿，节约近5万亿，同时2024年后提前还贷问题缓解[7] 分省份看，重庆、江苏、浙江等购房支出减少更多的地区储蓄率上升幅度更大[7] - 社会保障力度差异和养老压力并非储蓄高增主因，老年人抚养比较高与较低的地区均有超额储蓄现象，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与较低的地区储蓄率均明显上升[8] 超额储蓄的释放路径 - 超额储蓄的流向受形成模式影响，美国因财政补贴导致储蓄流向消费，欧盟因预防式储蓄模式后续也回流消费，而中国因购房需求递延导致储蓄最终将流向房地产[10] - 因房企供给侧风险（期房按时竣工率仅40%），居民推迟购房导致刚需购房率降至3.5%，低于2008年水平，现房销售增速达19.4%但期房销售增速为-23.7%[10] - 需求侧刺激政策（如房贷利率降至3.3%的历史低位）因供给侧风险约束而效果有限，房地产市场的企稳是超额储蓄释放的关键，需要政策兼顾房企融资正常化和将利率降至租金回报率之下[11] - "保交楼"政策是重要抓手，可填补约3万亿资金缺口，具备扩投资、促销售、稳房价的良性循环效果，重点城市期房新增供给较2021年中已减少6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