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关税争端与货币的关联性 - 全球贸易与关税争端激烈，但分析不应仅限于贸易视角，背后与货币及国际货币体系紧密相连 [3] - 第一个关联渠道是汇率及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对中小型国家是有效工具，但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如美国作用有限，美国希望美元汇率保持更低以增强制造业能力和出口竞争力 [3] - 第二个关联渠道是储蓄率的外溢：亚洲特别是中国国内储蓄率过高，导致大量贸易顺差和对外投融资，通过国际货币体系转换形成对外行动 [3] - 2008年金融危机时，伯南克从储蓄过量角度分析，亚洲高储蓄率资金通过美元涌入美国市场，压低利率和美国家庭储蓄率，尽管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但资本流入使美元强劲 [5] - 贸易关税争端根本离不开货币议题，中美及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争端背后均有货币因素 [5] 美元的两难选择 - 美国面临互相矛盾的目标：一方面希望美元汇率更弱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和改善贸易平衡，同时减少美元国际责任过重但继续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制裁武器 [6] - 另一方面，美国希望维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包括国际贸易支付和全球金融市场交易 [6] - 美元问题存在"既要又要"的困境：希望美元价值弱、覆盖面收缩，又希望维持低债务成本和主导地位，包括用作制裁工具 [6] - 实现两者兼得不太可能，美元必然有所得有所失，可能让出部分全球主导货币地位 [6] - 两者兼得的唯一可能是国际上没有货币挑战美元，即使美元走弱、覆盖面减少或被用于制裁，若无挑战则能同时获益 [7] 有潜力挑战美元的货币选项 - 欧元是SDR货币篮子中第二大货币，欧盟/欧元区有足够经济实力，但存在问题：欧盟未来关系不明确、欧洲央行职能受限、无对应财政主体提供债务工具、资本市场一体化无明确方案 [9] - 人民币最初不打算在国际货币体系扮演重要角色，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动本币互换，2014年正式提出国际化，2016年加入SDR货币篮子 [10] - 人民币作为贸易融资和结算货币分别排全球第二和第三位，但在全球金融交易和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比仅排第六位，总体进展相对缓慢 [10] - 若美国采取显著保护主义政策，人民币有机会发挥更大作用，推动货币多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转变，需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减少不必要管制 [11] - 打人民币牌面临资本外流担忧，但通过加强研究讨论和吸收经验可厘清分析框架，取得共识 [12] - SDR作为一篮子货币可发挥更大作用替代美元，符合多边主义和多极化主张，使体系更安全稳定抗干扰 [13] - SDR当前是记账单位而非货币，无相应发行方，但事在人为，抓住时机可改变 [13] - 2008年金融危机是改革机会但美国未明确态度，当前美元两难可能提供新挑战机会 [14] - SDR作为记账单位的重要性：美元作为100%参照基准时，波动可能来自美元自身，改变参照系可减少扭曲 [14] - 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大多以美元为基准，一旦基准出问题会产生偏差，国际业务资产负债表以美元计价转换时产生扭曲 [15] - 数字货币中加密资产不具备货币功能，稳定币被视为货币但必须"咬住"某一货币如美元，实际是扩大美元地盘而非替代 [15] -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关键在取得共识和推动时机，包括美国自身利弊权衡，若动力不足则美国可实现"既要又要" [16] 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争议 - 大额贸易逆差才能输出货币的说法有矛盾：中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通过金融账户对外输出人民币，如投资、贷款、金融市场交易 [18] - 央行间货币互换是人民币输出方式，中国与多国签署互换协议，储蓄率高的国家必然成为储蓄输出国 [19] - 贸易顺差国仍有渠道输出本币，不一定需要贸易逆差 [19] - 储备货币需提供稳定安全资产，美元国债看似最稳定，但人民币有强购买力因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可通过贸易实现 [20] - 人民币用于贸易结算多而储备少，国外购买者临支付才兑换，表明作为安全资产有缺陷 [20] - 储备货币保值受三个维度影响：支付广泛性、对应安全金融或实物资产、全球金融交易采用货币，定义不宜简单化 [21] - 全球储备货币需求量争议：美元资产规模大（如海外美元资产从2007年1.2万亿美元升至2024年26.2万亿美元），但增量主要反映美国财政赤字而非储备货币需求 [21][22] - 替代美元不需天文数字存量，应注重与储备货币原本目标的一致性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