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县级生育意愿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文化上的“南北差异”与社会经济上的“东西差异”并存的特征 [7] - “理想子女数”的分布更稳定地呈现文化区域特征，而“意愿子女数”的分布则与社会经济梯度更为一致 [11][16] - 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可能作用于县等更微观的地理或社会尺度，省内差异与省际差异幅度相当 [16] 生育意愿概念差异 - “理想子女数”通过提问“你认为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来测量，体现一种“向后看”的总结思维方式，反映既定文化规范和社会期待，均值较高，方差较小 [11] - “意愿子女数”通过提问“你自己想生几个孩子？”来测量，体现一种“向前看”的思维方式，更侧重个体未来的实际生育计划，受经济现实、政策环境等约束，均值较低，方差较大 [11] 研究方法与数据 - 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分县的育龄妇女年龄结构 [15] - 使用分层回归模型且事后加权的方法，将不具有县级代表性的生育意愿数据变得具有县级代表性 [15] - 模型通过“部分池化”技术，借助数据充分群体的信息来校正数据稀疏群体的估计，提高推断的稳定性 [15] -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获取各县育龄妇女的真实年龄构成作为加权依据，将各亚群的预测值进行加权合并，得到符合实际人口结构的县级生育意愿估计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