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导向 - 经济政策中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居民收入，而非继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 [4] - 政策重点应从倚重投资转移至提振消费，这是解决需求不足的关键 [4] - 对投资过于倚重的趋势始于1998年，2008年后其负面影响显现，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低位 [4] 投资与基建 - 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双积极”格局，重点多放在基建和房地产 [9] - 高铁等基建项目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不佳，真正盈利的线路不多 [9] - 新基建需一分为二看待，特高压输电必要，但5G基站建设投入成本过高，一个基站动辄50万至上百万元，且生产领域需求不迫切 [18] - 资金应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而非过度投入房地产及效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 [9] 消费与收入分配 - 最终消费率占GDP比重低，居民消费占比从常规50%降至2008年后的35%左右 [19] - 政府消费占GDP比重维持在15%至20%，变化不大，消费率下降主因是居民消费减少 [19] - 中国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至15个百分点 [20] - 居民所得减少体现在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和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不足 [20] 收入分配机制调整 - 应建立基于企业、员工等各方共识，以法律形式体现的工资增长机制，使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 [4][21] - 最低工资制度已覆盖全国，但标准设定偏低且各地执行不力，缺乏强制性 [21] - 调整收入分配主要途径包括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减少居民负担如教育费用 [23] - 工资法规应覆盖所有企业，并调节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重点放在低收入企业与部门 [22] 就业与劳动力市场 - 每年有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需拿出切实措施重点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 [10] - 失业率统计应更关注农村失业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乡村，未充分体现在城镇失业率中 [11] - 很多人到三十五六岁就难以找到工作，企业推行“996”工作制等违反劳动法的制度，政府应当干预 [14] - 中国尚未跨越“刘易斯拐点”，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的一半，劳动力转移动力依然存在，城镇化进程持续 [13]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 - 房地产热潮兴起与地方政府参与高度相关，土地出让金是地方重要财源 [16] - 房价收入比失衡，副部级官员和普通记者均买不起房，房价不合理 [33] - 治国理政应遵循“量入为出”原则，不靠房地产地方政府过去也能发展得很好 [17] 政策框架与竞争环境 - 短期政策应服务于中长期目标，居民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28] - “反内卷”政策被部分行业误解，本质是竞争，不应泛泛反对，否则会挫伤市场竞争活力，且往往受头部企业欢迎 [31] - 企业账期延长问题根源常在于政府拖欠款项，与过去“三角债”问题类似，因政府做了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 [30] 经济增长前景 - 每年5%的增长率在全球已属亮眼，但微观感受存在“温差”，需着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33] - 若宏观调控指导思想明确，着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经济有望在三至五年内恢复健康发展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