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10月特朗普关税威胁再起，但中方应对更为从容，而美国政界对关税策略的内部分歧显著加大 [1][6] - 从美国视角分析，其政策层认为中国关税策略出现新变化，而特朗普的广谱高关税策略存在多重缺陷，遭到智库批评 [2][3] - 美国政界倾向于达成小型、可执行的贸易协议，而非大型战略交易，且无协议状态对美国更为不利 [4][5] 美方视角下中国关税策略的调整 - 本次关税不确定性源于9月以来美国的非关税措施，包括BIS扩大制裁范围、中国出台稀土出口管制，以及特朗普威胁加征100%关税后又改口 [2][7] - 美国政策层观察到中国策略的两点新变化：一是以TikTok协议、农产品采购等战术性协议换取战略发展空间；二是与贸易冲突1.0时期相比，中方主动性增强，如停止购买美豆、在会晤前主动创设谈判筹码 [2][9][10] - 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引起美国两党警惕，特别是10月新措施首次写入域外适用条款，被CSIS视为长期策略的急剧升级，众议院对华特设委员会呼吁巩固美国稀土供应链 [2][10] 美国战略层视角下特朗普关税策略的缺陷 - 中美元首会晤前释放强硬立场是特朗普的惯用战术，历史上有四次案例，其通常在会前1-2周施压，但今年中方应对策略有所不同 [3][11] - 美国智库（如Cato、AEI、PIIE）批评对等关税设计存在缺陷：法律缺陷鼓励企业拖延；高关税不可长期维持；误伤本国供应链；他国口头承诺即可换取美国关税减让 [3][13] - 美国战略层建议采用非关税、精准手段替代广谱高关税，具体包括：实施窄而深的出口管制清单；扩大正向激励制度；加强反规避措施；对现有301、232关税进行定点扩围以减少误伤 [3][14] 美国政界对中美贸易协议的取向 - 美国政界的关注点在于战略与安全问题，与特朗普偏好显性、可见的谈判成果存在差异，特朗普更关注经济议题，并将中国台湾视为半导体竞争对手 [4][15] - 美国政界批评特朗普仅考虑短期交易，放弃长期战略利益，具体包括：反对将出口管制和国家安全作为交易筹码；反对以农产品采购换取战略安全放松；反对以投资换取关税豁免和放松对华资金准入 [4][16][17] - 非协议状态对美国更不利，经济代价主要由美方承担，例如美国大豆1月至8月对华出口仅2.18亿蒲式耳，显著低于2024年节奏，而巴西大豆对华出口创下纪录，这倒逼特朗普需尽快达成可验证的协议 [5][18] - 大型经贸协议可能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智库及政界反对与中方进行Grand Bargain，认为小型贸易安排更符合实际，因其更可执行并能提供阶段性缓和 [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