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苗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差异 - 早苗经济学以财政政策为主导，主张“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而安倍经济学更强调货币先行，核心是“大胆的货币宽松、灵活财政、结构改革”三支箭[1][6] - 高市早苗面临更强的政治约束，其执政党国会席位占比仅49.7%，远低于安倍时期的67.9%，且个人支持率仅44%，低于安倍同期的60%[1][9] - 二者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截然不同，安倍时期面临通缩和日元走强（1美元兑84日元），而高市时期需应对通胀和日元走弱（1美元兑150日元）[1][17] 高市政府的财政政策路径 - 高市上台后计划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2025财年日本财政赤字率为1.3%，预计2026财年将抬升至2.0%左右[1][21] - 具体刺激措施包括编制补充预算（规模可能超过去年的13.9万亿日元）、电费燃气补贴、废除汽油临时税、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给付型税收抵免以及将国防开支提前至2026财年达到GDP的2%[20] - 财政刺激对经济的拉动效果预计在0.25%左右，小幅高于去年，助力2026财年实际GDP增速从2025财年的0.7%升至0.9%[2][27]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展望 - 尽管高市早苗偏好宽松货币政策，但其对日本央行的影响力相对有限，难以改变央行加息方向，最现实的手段是与央行进行沟通协调[2][45] - 日本央行加息已大幅“落后于曲线”，市场预期2026年将进行两次加息，累计50个基点，3月加息至0.75%，9月加息至1%附近，IMF预测终点利率或在1.5%[2][56] - 高通胀和弱日元构成加息的双重约束，2025年春斗薪资增速达5.25%，为34年来最高，且日元贬值10%约抬升通胀0.3个百分点[47] 日本债务风险与经济前景评估 - 日本政府债务存量占GDP比重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但流量上付息压力相对可控，2026年利息支出占GDP预计为1.5%，低于美国的4%和英国的2.9%[36] - 日本债务风险较低的原因在于外债占比低（14%）、久期长，且日本央行持有日债比例高达45.5%，本土机构持有为主[36][40] - 2026年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预计来自内需，私人消费增速或温和升至1.1%，净出口对GDP的贡献预计恢复至0%[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