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苗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差异 - 早苗经济学以财政政策为主导，主张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而安倍经济学更强调货币先行，以大胆的货币宽松、灵活财政和结构改革为三支箭[1][6] - 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是摆脱通缩，早苗经济学的政策重心则需兼顾对抗通胀与维护金融稳定，与持续的货币宽松主张存在内在矛盾[1][17] - 在结构改革方面，安倍经济学注重通过放松监管和对外开放提升私人投资，早苗经济学则更具产业政策色彩，强调政府对半导体、AI、生物、核聚变、防务等战略领域的定向投资[7][8] 高市早苗政府的财政政策路径 - 高市政府计划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包括电费燃气补贴、废除汽油税临时税率、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给付型税收抵免以及将国防开支提前至2026财年达到GDP的2%[20] - 日本2025财年财政赤字率为1.3%，预计2026财年将抬升至2.0%，增量约0.77个百分点，扩张幅度低于美国、德国、希腊，但高于法国、英国[1][21] - 2026财年日本实际GDP增速预计从2025年的0.7%升至0.9%，补充预算规模可能超过去年的13.9万亿日元，对GDP的拉动效果约0.25%，略高于去年[2][27]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展望 - 日本央行加息已大幅落后于曲线，市场预期2026年将进行两次加息，累计50个基点，3月加息至0.75%，9月加息至1%附近，IMF预测终点利率或在1.5%左右[2][56] - 高市早苗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相对有限，难以改变央行加息方向，其影响主要通过沟通协调而非行政指令，2026年可能替换个别偏鹰派委员但难以逆转政策[2][45] - 高通胀和弱日元构成加息约束，2025年春斗薪资增速达5.25%，为34年来最高，2026年预期仍在5%左右，日元贬值10%约抬升通胀0.3个百分点[2][47] 日本债务与风险概况 - 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但外债占比低、久期长，且央行与本土机构持有为主，债务风险相对可控[1][36] - 2026年日本利息支出占GDP比例预计为1.5%，利息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例为3.77%，低于美国的4%和11.59%，付息压力相对较低但呈上升趋势[36] - 截至2024年末，日本央行持有国债比例达45.5%，境外投资者占比14%，低于美国、法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降低了股债汇三杀风险[36][40] 高市早苗面临的政治约束 - 高市早苗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席位为231席，距过半仍差2席，参议院也无多数优势，普通立法通过难度大于安倍时期[9] - 高市就任时支持率仅44%，远低于安倍同期的60%，内阁人事布局倚重麻生派，市场预期其任期有53%的概率不足2年[1][9] - 安倍时期执政党国会席位占比达67.9%，而高市时期仅为49.7%，政治基础较弱，政策推行能力可能受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