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经济转型与中美关系联动分析框架 - 构建了科技突破、中国经济转型与中美关系三者的联动分析框架，核心逻辑为科技的有效突破决定经济转型的成败，而转型进程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战略主动或被动地位，三者在阶段转换上具有同步性 [3] - 全球经济转型存在三种路径：担忧路径（旧经济转型势不可挡但新经济难以突破，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次优路径（旧经济转型中未企稳但新经济已明显突破，转型有颠簸）、最优路径（旧经济企稳且新经济加速发展，实现全社会福利提升）[3] - 2018年至2024年期间，市场存在中国“旧经济转型不可逆、新经济受中美博弈卡脖子”的担忧，对应中美关系中，中方整体处于战略防守状态 [3] - 近两年，中国新经济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实现有效发展，核心卡脖子技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应用端已处于全球前列，市场对“担忧路径”的讨论减少，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已站稳次优路径 [4] - 对应中美关系，中方将更加具备战略主动，尤其是今年对等关税以来，中国作为唯一与美国反制到底且出口持续超预期的国家，中美关系已进入新阶段 [4][6] - 立足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未来十年中国将立足次优路径，向最优路径迈进 [6]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解与政策方向 - 结合“十五五”规划、二十大三中全会精神及工信部等7部门文件，政策对不同产业的定位及配套方向已有清晰图谱，可将产业划分为三类：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7][9] - 传统产业的政策核心是推动提质增效、优化循环，具体措施包括提升能效环保技术标准、强化劳动力社保机制落地以推动成本合理化、推进水电等公共要素价格改革以优化资源配置 [7] - 新兴产业产品形态明确、技术路线清晰，未来5-10年有望成长为万亿级体量支柱产业，分为两类：已形成优势的产业（如光伏、新能源车）政策方向为逐步退出补贴及地方保护主义；尚未形成优势的产业支持力度不减但方式从补贴向市场化转变，通过产业平台、引导基金、股权基金等形式支持，待成熟后实现股权退出 [8] - 未来产业（如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商品形态不清晰、技术路线不明朗，政策目标是提供最优正外部性条件，包括三方面：制度保障（以新型举国体制支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对重大技术突破给非常规政策）、要素供给（超前布局重大基础设施，降低要素价格）、人才支撑（推进人才强国战略，优化科技人才引进制度）[9] - 产业分类具有动态性，例如光伏、新能源汽车从过去未来产业演变为当前新兴优势产业，未来或转变为传统产业，但根据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制定的定位及配套政策方向已明确清晰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