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人口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首要因素，德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人口危机，这导致其经济竞争力衰退并加剧其他问题 [11][21] - 在开放市场条件下，人口规模通过斯密定律决定产业分工精细度和技术水平，进而影响国家经济巅峰 [11][15][16] - 制度变迁受制于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人口老龄化使得制度革新更加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24][33][38] 德国面临的问题总结 - 俄乌战争及能源危机严重冲击汽车、化工与机械制造三大支柱产业（占GDP 30%）[11] - 过去几年通胀严重导致部分物价翻倍，工资增速缓慢，家庭购买力与居民消费力被削弱 [11] - 制造业老化与信息化滞后，产业链缺失，面临中国追赶和美国压制的双重挑战 [11] - 金融管制过度，金融市场落后，难以支持创新企业融资，技术创新与创业市场萎靡 [11] - 官僚主义严重，政府管制过度，市场活力丧失，资本与人才外流 [11] - 国际地缘政治糟糕，在俄乌战争中陷入战略被动，在中美冲突中陷入"三明治困境" [11] 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与影响 - 德国总和生育率自70年代起长期低迷，2024年降至1.35，远低于人口稳定更替所需的2.1水平 [13] - 老龄化加速，202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3.2%，预计2035年将超过27% [13] - 劳动人口（15-64岁）占比从80年代近70%持续下滑至2024年的62.89%，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5.07%）和中国（68.6%）[15] - 劳动力短缺导致人工成本上升，大企业海外市场营收依赖度高达70%，利润多留在海外再投资 [19] - 市场规模缩小约束需求与供给，产业链退化，技术分工粗放化，边际成本上升 [18] 制度变迁的困境 - 高累进税制抑制劳动积极性，多劳多得效应被削弱，即便缺工严重也难以激励劳动力补充 [27] - 福利保障制度（如租金限价）在保护既得利益群体（中老年租房者）的同时，造成市场扭曲和供给短缺，推高年轻人租房成本 [34][36] - 大型国企（如德铁）及与之关联的官僚体系形成顽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阻力巨大，德铁晚点率高达70% [37] - 移民政策与劳动准入门槛高，难民救助金制度降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补充劳动力的效果有限 [30] - 制度变迁的最佳时间窗口是人口尚未衰老、年轻人占多数时期，老龄化社会导致革新力量衰退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