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创投的起源与发展驱动力 - 中国本土创投诞生于1997年前后的深圳，定位为“科技创新的发动机”，旨在配合“腾笼换鸟”政策，将低端制造业升级为高科技产业[6] - 深创投于1999年挂牌成立，初始资金为深圳市政府借款5亿财政资金并联合企业凑集2亿，使命是投资科技企业[7] - 行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政府而非纯粹市场，同期深圳还配套建立了担保公司、策划了高交会，构建了完整的科技金融生态[7] - 股权分置改革后市场实现全流通，为创投退出提供了路径，但政府让创投成为高科技“发动机”的主引擎作用至关重要[7] - 20年来行业分化出两种风格：以深创投为代表主打硬科技，和以红杉等外资基金为代表主打互联网及商业模式创新，目前两种风格正逐步融合[7] 深创投的核心贡献与模式创新 - 公司最核心的两大贡献是把“硬科技”投资做成主赛道，并发明推广了“政府引导性创投基金”模式[8] - 2005年公司提出从自有资金投资转向管理基金，并设计政府出资30-40%，深创投出资约30%，剩余60-70%向当地民营资本募集的基金结构[8] - 在该模式下，政府资金享受优先清偿权，基金净值跌破60%时政府先退出以确保本金安全，赚钱则政府只拿国债利息，超额收益让渡给其他LP和GP[8] - 此模式将创投火种带到各地，解决了政府“撒胡椒面”效率低、易腐败的问题，如今政府引导基金已成为人民币LP的最大金主[8] - 公司管理规模达5000亿，投资项目和上市企业数量（280多家）均为行业最多，是中国创业投资的名片[31] 人民币基金与美元基金的差异及本土化路径 - 美元基金采用“两头在外”逻辑，资金为美元并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境外上市，红筹结构由此产生[11] - 本土创投无法复制该模式的核心原因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不能自由兑换，且本土机构难募集美元资金并在海外资本市场缺乏资源沉淀[12] - 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发展路径，无需照搬美元基金模式，股权分置改革后市场全流通也使得死守别人老路并无必要[13] - 早期舆论对人民币基金不友好，存在认为美国创投模式才是“正统”的固有认知，影响了对其评价，但2018至2022年间人民币基金在硬科技、半导体等领域为LP带来了丰厚回报[14] - 行业既是充分竞争也是充分合作的，机构终究要走自己的路，多家机构共同投资能为企业带来多重赋能[14] 行业现状、挑战与未来展望 - 行业目前80%的募资资金来自政府、政府平台及国有企业，但实业类国企和上市公司参与创投均受限[10] - 中央对创投的重视达到极高政治定位，政策更接地气，使得行业未探底就已迎来强烈反弹，政治支持、计划引导和中国国体特色是核心因素[10] - 未来的黄金时代将更伟大、更理性、质量更高，LP构成应从以政府为主转向“政府+各类金融资本+家族财富”的组合[35] - 中国家族财富日益庞大，一代创业者可能更“抠门”且不信任外人，但富二代理性更强，更认可专业机构管理，VC/PE行业人才可能成为家族财富管理骨干[36] - 行业现阶段仍处于调整洗牌期，社会资本对行业失望，国资是市场主力，政策从出台到落地需要周期，但会慢慢好转[41] 投资哲学与机构管理理念 - 核心投资哲学是聚焦高科技、高成长、高不确定性领域，具体逻辑包括看赛道天花板和未来趋势、看团队和老板的执行力、看估值性价比[26] - 防范风险的最好办法是与被投企业和老板建立良好关系，强交际能力能降低被坑风险[27] - 机构管理需老中青三代结合，不能只筛选人不培养人，必须承受培养和试错成本，深创投2004年建立了国家首个创投行业博士后工作站以补充人才[28] - 成功的创投机构首先看财务回报（核心是DPI），其次是产业贡献，包括培育产业龙头、投资颠覆性项目、响应地方政府需求及拓宽合作口径[32] - 公司不看重争夺话语权或行业定义权，认为市场项目众多，不投张三可投李四，企业更看重投后赋能而非仅是资金[41] 个人领导与决策机制创新 - 在深创投时期打破了传统封闭决策模式，允许所有人包括实习生旁听投委会并参与讨论，以规避道德风险和盲目决策两大错误[21] - 在前海母基金创新提出LP参与投委会决策，LP代表占40%表决权重，出资5亿以上的LP可委派一名委员，此举成功助力募集280亿资金[19] - LP参与决策有三好处：实时了解运营、拉近与LP关系、促成LP间商业合作，但也会面临LP不懂行业提出拷问以及人多可能主导不了决策的挑战[20] - 投资效益未达预期是内部管理问题，可能与团队积极性、结构合理性有关，头部机构不太会因此忧心，真正受影响的是缺乏品牌和赋能能力的小机构[17] - 个人理念是“永不躺平”，人生起起伏伏，躺平就没有今天的成绩，71岁仍正常上班，去年曾每周出差[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