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产业链重构并非简单的制造业回流，而是在地缘政治驱动下，导致供应链变得成本更高、效率更慢、韧性更脆弱，并正在形成更加区域化、阵营化和碎片化的新秩序 [1][2] 技术脱钩 - 技术脱钩导致全球创新和技术标准碎片化，削弱了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增加了技术合作与标准统一的障碍 [4] - 地缘政治风险推高了中间品贸易成本并阻碍跨国投资，降低了市场竞争强度，延缓了新兴技术传播，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4][5] - 技术标准碎片化迫使跨国公司遵循多种标准，导致合规与运营成本攀升，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效率和资源配置优化 [5] 社会与环境成本激增 - 供应链区域再布局面临劳动力结构断层与劳工权益争议，例如墨西哥汽车制造业罢工率上升，其最低工资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同时主张回流的经济体面临技能与产业需求错配 [6] - 制造业回流面临高成本困境，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因本土供应链基础薄弱、规模经济不足及物流成本激增而成效受限，高投入与低产出矛盾突出 [6] - 美国高通胀与加息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资本投资意愿下降，对长周期制造业回流项目更为谨慎，同时美元高位震荡削弱了本土制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7] - 高贸易壁垒政策具有负外部性，例如2018年美国对钢铁征收25%关税虽短期提振钢铁就业，但抬高了汽车、机械等下游产业的失业率，而“对等关税”战略可能持续推高美国债务水平 [7] 美元体系加速瓦解 - 去美元化趋势显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大宗商品贸易中试行本币结算，例如2023年中俄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超过60%，中东产油国也扩大人民币与本币直接兑换规模 [9] - 美元信用机制弱化加速去美元化进程，截至2025年4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7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133%，同时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从2000年的71%降至2023年的57.4% [10] - 区域货币结算网络正在构建，例如RCEP推动本币互换，东盟试行区域货币交易框架，数字人民币等央行数字货币有望成为替代美元的关键路径之一，以提升供应链抗风险能力 [11] 区域竞争新格局 - 全球绿色标准出现分裂，欧美主导的绿色标准（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金砖国家倡导的数字主权形成对立，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构成经济压力和贸易壁垒 [12] - 技术代差固化，美国在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占主导，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应用技术取得突破，形成两极分化趋势，增加了全球技术整合与合作的困难 [12] - 资源民族主义兴起，例如印度尼西亚对镍矿实施出口禁令、智利推动锂矿国有化，使得关键矿产资源的控制权成为国家博弈核心，加剧了全球资源配置的复杂性与价格波动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