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经济正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消费是撬动需求的最大变量之一，而当前消费不足是一种与高储蓄、收入分配差距及国有资本比重偏高等深层体制性问题相关的结构性偏差 [2][3] - 解决消费结构性偏差的关键在于改革，核心路径是通过划拨国有资本收益充实社保（特别是养老基金），从而扩大消费、强化社保并稳定股市，形成联动效应，支撑经济向创新和消费驱动转型，并助力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5][8][10] - 建设消费强国不仅是民生问题，更是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达成发展目标的关键，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并用人民币支付，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成为“全球甲方” [10][12] 当前中国经济与消费的结构性偏差 - 经济增长态势转变：自2010年一季度起，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速，2025年前两个季度实际GDP增长分别为5.4%和5.2%，名义增长为4.6%和3.9%，GDP平减指数已连续10个季度负增长 [2] - 消费率严重偏低：根据购买力平价口径，中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44.4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较OECD国家均值偏低约三分之一 [6] - 历史发展阶段对比：以现价美元计算，当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达到中国当前人均GDP水平时，其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高出中国约20个百分点，日本和韩国高出中国10—20个百分点 [6] - 消费偏差成因复杂：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且差距大、城市化质量滞后、收入差距较大、政府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以及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导向 [6] 消费不足的深层关联：高储蓄、收入分配与国有资本 - 高储蓄对应低消费：2022年中国GDP总量为120万亿元，总储蓄55万亿元，储蓄率46%，消费率约为54%，其中企业部门储蓄27万亿元，居民部门储蓄27.6万亿元，各占一半，企业储蓄率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7] - 养老金资产严重不足：2022年中国养老金资产占社会净资产比例仅为2.1%，而主要发达国家达到10%—30%的水平 [7][8] - 国有资本比重偏高：国有资本收益较少用于分红，大部分留存企业成为储蓄并用于投资，同时国有股权占有全社会股权的较高比例，这与低消费形成结构性关联 [7] 核心改革路径：国有资本划拨社保以扩大消费 - 改革必要性：当经济增长转入创新和消费驱动阶段，将国有资本收益从用于储蓄和投资转向支持消费势在必行 [8] - 具体量化建议：在“十五五”时期，通过将总计二十万亿元国有权益资本分两个“十万亿”划拨社保基金并进入资本市场运作，国有资本收益率力争达到社保基金成立以来7.3%的平均收益率，同时财政累计补贴1.17万亿元 [8][9] - 预期效果：通过划拨国有资本收益及财政补贴，可在五年内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的人均每月养老金收入从246元逐步增加到1000元 [9] - 资本市场联动：从A股市场（总市值超100万亿元，其中国有资本市值占比约40%）中划拨二十万亿元进入社保基金，预计将使股票市场上养老金资产比重达到20%以上，增加机构投资者比重，形成扩消费、强社保、稳股市的联动效应 [9] 消费强国建设与长期发展目标 - 长期目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人均GDP需从2024年的13445美元（“十四五”期间从2020年的10632美元提升而来）再上台阶 [2][10] - 增长路径估算：要达到人均3.5万至4万美元（现价美元），一种可考虑的组合是年均实际增长4%，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之差为2%，汇率变动3%，年均增长需达9% [11] - 消费强国的支撑作用：人力资本提升支持实际增长率；补上消费结构性偏差有助于扩大需求，提升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之差；扩大进口用人民币支付可带动人民币升值 [11] - 地方实践建议：许多地方制定规划仍重投资轻消费，应鼓励在消费、民生、需求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为科技和产业升级创造更大空间 [11] 迈向“全球甲方”与人民币国际化 - 现状差距：中国制造业占全球30%份额，是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但人民币国际化地位与之不匹配 [12] - 关键突破口：在“十五五”期间大幅增加离岸人民币数量，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使用的“规模经济”，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接近一万亿美元，若改为进口相应规模货物和服务并使用人民币支付，可对外输出7万多亿元人民币，大幅扩大目前仅1万多亿元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 [12] - 新战略构想：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应形成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成为“全球甲方”，需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战略，在保持出口顺差的情况下相应增加进口，但改用人民币支付结算 [12] - 配套措施与益处：积极扩大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生态，助推人民币合理升值，随着人民币升值，国内消费者可购买更多更好的进口商品和服务，提升消费规模与质量 [12][13] - 发展型消费的双重属性：服务消费中的发展型消费（如教育、医疗、社保）既是消费，也是“投资于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创新驱动的基础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