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专题 | 债市的“盲点”:警惕低利率环境下“高波动”陷阱(申万宏观·赵伟团队)
赵伟宏观探索·2025-12-10 22:33

文章核心观点 海外历史经验表明,低利率环境并非债券市场波动的“避风港”,反而存在“高波动”陷阱,即债市在1-2个月内可能出现50-100个基点的快速调整[1][6][116] 这一风险在当前市场中被普遍忽视,而2026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非典型”复苏及名义GDP修复,或将通过改变宏观预期和引发资金“再平衡”,加剧国内债市的波动性[2][3][79][119] 一、海外经验“镜鉴”:“低利率”环境下的“高波动”陷阱 - 低利率不等于低波动:以美债为例,1990年后“利率走低则波动收窄”的规律失效,10年期美债利率与波动率关系出现结构性断裂[1][6][117] 美国以外的发达经济体(如英国、加拿大)国债收益率从2%向1%下探过程中,债市波动率并未收敛,甚至出现逆势回升[6] - 调整特征:快速且幅度大:在低利率阶段(收益率首次下破2%至首次下破1%期间),美、德、法、日10年期国债利率的平均调整幅度分别为81、53、59、74个基点[1][17][117] 这些超过50个基点的调整通常发生在较短时间内,德、法、日的调整平均持续时间分别为1.4个月、1.8个月和2.4个月[17] - 期限溢价走阔:除德国外,在债市回调阶段,美国、法国、日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回调幅度明显大于2年期国债,表明调整往往伴随期限溢价走高[1][17][22] - 债券“凸性”放大波动:利率下行会导致债券久期非线性拉长,价格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显著上升[1][24][117] 这种“不对称”机制使得在低利率区间,同样的利率反弹带来的资本损失远大于高利率区间[24][117] 测算显示,在1%的利率水平下,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50个基点导致的价格跌幅约为12.5%,是5%利率水平下跌幅(约7.3%)的1.7倍[24] 二、“高波动”陷阱的成因:一致预期、宏观逆转与资金再平衡 - 微观基础:机构同质化与拥挤交易:低利率环境下,配置型机构为应对负债端压力被迫拉长久期[2][34][118] 例如,2008年至2015年,美国寿险机构对10年以上久期债券的配置占比上升了6.3%,而对1-5年期债券的配置占比下降了4.1%[34] 交易型机构则因基差收益薄、融资成本低而倾向于加杠杆,导致交易行为拥挤[2][34][118] - 直接诱因:宏观基本面预期逆转:历史回溯显示,低利率时代债市出现高波动并不以货币政策实际趋紧为前提,“降息不及预期”或“加息预期小幅升温”即可能触发快速调整[2][46][118] 政策预期的变化往往由基本面改善驱动,名义GDP修复是债市高波动的重要诱因[2][46][118] - 重要催化剂:资金“再平衡”与股债跷跷板:宏观预期改善下的权益市场上涨,会对债市形成显著的资金分流[2][57][118] 在低利率阶段,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9次超过50个基点的反弹期间,标普500指数悉数上涨,平均涨幅为4.2%[57] 日本7次国债利率反弹期间,日经225指数平均大涨9.7%[57] 以美国寿险机构为例,在2004-2019年间美股大涨的年份,其债券配置平均减少1.8%,而权益配置增加1.9%[57][67] - 其他加剧因素:长期低波动导致机构风控阈值收窄,波动率突破临界点可能触发模型强制平仓,引发机械性抛售[69] 市场流动性不足(如2022-2024年的美债)也会放大调整时的波动率[69][73] 对冲基金的高杠杆行为逆转同样是潜在风险来源[69][76] 三、当下映射:2026年需警惕国内债市的“高波动”风险 - 经济展望:“非典型”复苏与名义GDP修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有望从“信心筑底”转向“非典型”复苏[2][79][119] 内需方面,化债缓解资金挤出效应,利于投资修复与企业盈利改善[79][119] 外需方面,出口韧性强劲,对非美区域占比持续抬升[79][83] 叠加PPI同比趋势上行、CPI温和改善,名义GDP有望修复[2][79][86][119] 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对降息将更趋审慎[2][79][119] - 资金“再平衡”仍有空间:历史经验显示,名义GDP修复过程中易出现“股强债弱”的资金再平衡格局[3][88][119] 当前市场指标距离常态仍有距离:10年期国债利率与万得全A股息率之差近期虽修复,但仍低于0%[3][88][93] 截至2025年年中,公募基金对债券的配置比重升至股票的3.5倍,远高于2020年底时的2.0倍[88] 混合型基金对股票的配置也处于近3年18%分位的低位[3][88][119] - 市场认知不足与潜在波动源:国内债券市场对低利率下的“高波动”陷阱普遍认知不足[3][100][119] 当前,全市场理财存量规模已打破2022年的历史前高,居民超额储蓄潜在规模高达十万亿量级,机构策略同质且拥挤[3][100][102][105][119] 未来一年有大量定期存款需要重新定价,大规模存款到期下的资金“再平衡”过程,或将加剧债券市场的波动性[3][100][10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