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背景、成因、影响及应对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内卷”的核心表现为PPI长期负增长及中下游产能利用率偏低,挤压企业盈利并阻碍产业升级,其深层根源在于经济转型期新旧动能分化,以及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和财政收入而进行的同质化无序竞争[4][5] - 破解“内卷”困境需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供给侧通过产量调控、淘汰落后产能、治理拖欠款项以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产品质量;需求侧则需大力发展居民服务消费,通过财政补贴、完善社保释放消费潜力,并引导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实现供需结构长期适配[5][44] - “反内卷”是一项着眼长远的系统性改革,其核心在于引导经济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深度适配,不仅是短期稳定增长的需要,更是长期推动经济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43] 本轮“反内卷”政策的演进过程 - 高层会议持续发声,政策决心与站位不断提升:2024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列为重点任务,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及7月中央财经委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行动路线,并将统一大市场基本要求从“五统一、一破除”调整为“五统一、一开放”,强化中央监管并新增对外开放表述[6][7][10] - 政策覆盖面更广,涉及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4月PPI已连续31个月同比负增长;工业产能利用率从2021年第三季度的77.7%持续降至2025年第一季度的75.1%;居民有偿周度劳动时长升至48.3小时/周,较2018年平均每天多21分钟[11] - 政策协同性更强,更突出与市场机制配合及区域治理:涉及“内卷”的行业中,民营公司占比较高,如汽车制造、金属制品、电气机械等行业民营上市公司营收占比超过40%,因此本轮整治更重视行业自律与市场机制,并通过绿色化、智能化政策支持实现高质量发展[12] 本轮“反内卷”的宏观背景与行业特征 - 宏观经济面临价格、收入、消费的螺旋式收缩压力:PPI同比连续33个月负增长,2025年6月降至-3.6%;GDP平减指数2025年第二季度低至-1.3%;工业产能利用率2025年第二季度降至74%,中下游行业更为严重[14][17] - 企业盈利受严重挤压,中下游行业尤甚:2025年6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降至-9%,其中汽车、文教工体娱、服装服饰行业利润增速分别低至-27.1%、-27%、-18.3%;近一年成本压力拖累利润增速7个百分点,消费下游成本率达88%的历史新高[17] - “内卷”行业营收增速大幅回落但固定成本刚性更强,导致净利润骤降:2021-2024年,内卷行业营收增速从28.5%降至-0.4%,其固定成本增速2024年仍达12.3%,导致平均净利润增速骤降至-28.2%,而非内卷行业净利润保持在3.5%[18] - 企业“内卷”表现为压缩供应链及内部成本:2024年内卷行业应付账款周转率为4.6%,较2021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同时控制人工成本,2024年人均薪酬增速较2023年下降3个百分点至4.6%[19] - 长期“内卷”抑制产业升级并加重财政压力:2024年内卷行业上市公司ROA、ROE较2021年高点大幅下滑2.7和5.5个百分点;名义GDP增速走弱抑制税收,前5个月税收收入累计同比为-1.6%;地方招商“内卷”可能形成隐性债务风险[20] 相比2015年,当前“内卷”的复杂性与地方政府角色 - 成因更为复杂多元,经济转型期新旧动能分化是宏观原因:“去地产化”特征明显,地产基建相关行业增加值增速降至2%以下,而外需、新兴领域需求强劲却引发了“内卷式”投资,例如外需行业固定资产周转率下滑至2.6以下的历史最低水平附近[23] - 地方政府深度参与是加剧“内卷”的关键因素:表现为人为制造政策洼地、盲目上马新兴产业和设置市场壁垒,其动因包括GDP考核压力、财源需求及对中央财政补贴的争夺[25][26][27][29] - 具体诱因包括:房地产下行导致地方增长与财政压力,2021-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下跌39.7%,土地出让收入从8.7万亿元高点降至4.9万亿元;基建投资因化债监管难以发力;地方政府为争夺中央对新能源等产业的补贴而加剧竞争[26][27][29] “反内卷”可能的参考经验与政策路径 - 海外经验提供三类参考:日本鼓励企业合并联合形成“经连会”企业集团以发挥规模经济、稳定产业链;英美在市场化出清产能时配套就业帮扶、养老保障等托底政策;德国通过立法确立严格产品标准(如《啤酒纯净法》)构建差异化竞争格局[30][31][32] - 供给侧政策需总量与结构性措施结合:对供给过快增长行业(如煤炭、光伏、生猪)进行产量调控,例如针对原煤产量超公告产能10%的煤矿责令停产整改;打击中下游设备更新“监管套利”,强制淘汰老设备;加强拖欠款项治理,2025年6月《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施行[33][34] - 需求侧核心是大力发展服务业消费: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水平相比海外有较大提升空间,政策可包括财政定向补贴与消费激励、优化服务业准入与监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消费场景创新与数字化升级等[37][43] - 服务业是破解结构性失业与“内卷”循环的关键抓手:需引导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有序转移,目前服务业供给存在缺口,但生活性服务业投资走强,如2024年批发零售、居民服务、文体娱行业投资增速分别上行22.7、12.2、8.6个百分点,并释放大量新增岗位[36][40] - 人口结构变迁为服务消费提供长期动力:老龄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占比约上行1.3个百分点;家庭小型化(已降至2.8人/户)进一步激发旅游、美容等享受型需求;2025年6月演唱会、音乐节等票房高达30.7亿元[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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