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的兴衰与社会结构演变 - 文章核心观点：美国制造业的兴衰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制造业曾通过提供大量稳定、体面的就业岗位，构建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成为国家力量与社会稳定的基石。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制度摩擦加剧、全球化产业转移、技术与金融收益集中三股力量叠加，导致制造业就业岗位系统性流失，其“再造中产”的社会功能随之瓦解。当前美国面临的“再工业化”挑战，关键在于能否重建一种能为普通人提供体面生活与可预期上升通道的社会经济结构，而非简单地回归过去[4][5][35][63] 一、美国制造文明的形成：从全国市场到“世界总工厂” - 早期制造业具备两大特征：企业能够跨州、跨行业整合资源，形成全国性公司；政府敢于通过公共工程和军工采购来“设定需求”，驱动产业链扩张[7][8] - 战后黄金期的支柱包括：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大幅提升了工程师、技工等人才供给；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案推动了郊区化，连接了汽车、石化、建筑业，形成了持续的内需发动机[11] - 制造业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社会契约”：在生产率提升的同时，通过工会谈判、内部晋升、可负担的住房与教育，使工资与福利被广泛分享，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有可预期的信心[11] - 制造业崛起依赖长期累积的“硬条件”和“软条件”：统一大市场、稳定能源与原材料、持续技术创新、可规模化的企业组织，以及在关键时期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政治动员能力[13] - 二战将美国制造能力推到极限，例如航空工业年产量从1939年不足3000架跃升至战争结束时累计生产约29.6万架；1941～1945年间建造了2710艘标准化的自由轮（Liberty ship）[14] - 二战工业动员将“标准化”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通过统一合同与需求将企业投资风险转化为可预期的长期订单，这种机制在冷战时期的登月计划和军工体系中得以延续[15] 二、断裂的年代：越战、水门与“防错型国家”的成形 - 1970年代后，美国公共文化从“对建设友好”转向“防御姿态”，社会更倾向于用规则、程序与诉讼来限制行动，为制造业发展设置了结构性障碍[17][18] - 越战和水门事件击碎了社会对“政府行动必然正确”和“权力道德正当性”的信任，导致治理哲学转向以“避免犯错、避免滥权”为最高价值，显著降低了公共工程和产业建设的速度与协调能力[19] 三、美国制造业的快速凋亡：三股力量叠加的结果 - 制度摩擦上升：高摩擦的治理环境（漫长的许可、环评与司法不确定性）使得重资产制造业投资成本高、风险大，资本转向更轻、更快、可撤退的领域[22][24] - 全球化浪潮：集装箱革命、信息化管理及跨国供应链成熟，使制造业天然向低成本地区迁移。美国企业将制造环节外包以追求利润，导致国内制造业就业被抽空[25][26] - 技术与金融的偏向效应：互联网与科技行业创造了极高财富，但属于“高价值、低就业”结构，无法像制造业那样吸纳大量普通劳动力。金融化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进一步促使企业注重短期回报，轻视重资产制造与长期技能培养[27][28][29] 四、把数字放在桌面上：产出、就业与“制造业消失的错觉” - 产出占比：制造业在名义GDP中的占比从1950年的27%降至2007年的12.1%。但从实际（不变价）口径看，其在真实GDP中的占比过去几十年相对稳定（约11%~14%），表明美国并未停止制造，而是用更少工人创造了同样或更多的真实产出[31][34] - 就业变化：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79年6月达到历史峰值1960万人，至2019年6月降至1280万人，下降约35%。到2025年9月，制造业就业约为1272万人。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已跌至个位数附近[34] - 核心结论：制造业的真实产出能力仍在，但它已不再承担“吸纳多数人的社会功能”。宏观经济增长与普通人的安全感出现脱节[34][35] 五、如果制造业回不来，服务业能接住中产阶级吗？ - 服务业整体难以承担制造业曾有的社会功能，因为它需要同时满足岗位数量大、收入体面、职业阶梯清晰三个条件，而美国服务业呈现“哑铃结构”[37][39] - 服务业“哑铃结构”：高端服务业（科技、金融等）门槛高、岗位有限；低端服务业（零售、餐饮等）岗位数量大但工资低、福利差、稳定性弱，难以支撑美国高昂的生活成本（医疗、住房、教育）[39] - 生产率天花板：许多服务业岗位（如护理、教育）难以像制造业那样通过自动化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其工资增长难以跟上社会整体成本上升[40] - 地理分布不均：高端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低端服务业虽遍布全国但税基薄弱，无法像大型工厂那样支撑内陆地区的地方经济[41] - 缺乏职业阶梯：许多服务业岗位缺少像制造业那样从学徒到技工再到管理的清晰晋升通道，个体努力难以转化为长期安全感[42][43] 六、从“能不能”到“该不该”：美国是否需要找回关键制造能力？ - 当前美国“再工业化”有两条主线：一是保障关键产业链安全与韧性的国家能力线；二是让普通人能分享增长的社会结构线[45] - 全球化分工设想的前提（全球供应链稳定、国内存在替代产业吸纳劳动力）已越来越不可靠。供应链地缘风险上升，迫使美国需要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医药、国防）保留制造能力[46] - “再工业化”更多是为了重建不可替代的国家能力与危机时的自我供给能力，但规模可能不足以重建庞大的中产阶级[46] 七、现实的回归路径：不回到过去，但重建底线能力 - 现实目标不是恢复制造业吸纳三分之一劳动力的时代，而是在少数关键行业形成可持续的本土产能与供应商网络[49] - 政策重点应包括：将许可审批从“无限拖延”改为“明确时限”；重建技能梯队（学徒制、社区学院等）；利用公共采购与国防项目拉动本土供应链；控制住房、医疗、教育成本以提升普通人安全感[50][51] - 可能形成的新稳定结构是：关键制造 + 基础设施更新 + 技能型工种（电工、焊工、设备维护等）共同提供可规模化的体面就业道路[51] 八、再工业化的现实障碍：钱不是最大的问题 - 制造业回归的真正瓶颈在于：许可与时间成本、技能与劳动力短缺、供应链密度不足、综合成本结构（能源、土地、合规、医疗等）高昂[53] - 现代制造日益自动化，即便回流，带来的也是更多工程师与维护岗位，而非大量产线工人。因此，“再工业化”更可能带回产能与安全，而非海量就业岗位[55] 九、关税、补贴与“制造业怀旧”：为什么简单政策很难奏效 - 关税作为价格工具，会抬高中间品成本和通胀，且无法自动生成技工、供应链等核心能力[57] - 补贴需与可验证的能力建设（如培训体系、供应商本地化、交付节点）绑定，否则可能只留下昂贵厂房，而非可持续的产业网络[57] 十、如果制造业无法再造“庞大中产”，美国还能靠什么承载普通人的体面生活？ - 更现实的路径是依靠一组行业组合提供“体面工作”：基础设施与住房更新、能源转型与工业服务、照护与教育服务的职业化、以及关键制造的有限扩张[60] - 美国未来的稳定可能依赖于“制造底线能力 + 基础设施与能源改造 + 技能型工种扩张 + 服务业职业化”的组合拳，关键在于将短期项目转化为长期的职业路径与制度[61] 十一、回到 MAGA：真正的考题是“让多数人再次相信未来” - 衡量成功的指标不应是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历史数字，而应是：中位数家庭收入能否跑赢生活成本、住房与医疗支出占比能否下降、技能型岗位能否形成可复制的职业阶梯、内陆地区就业与税基能否持续改善[64][65] - 美国需要在保留法治与权利保护的同时，恢复行动与建设的确定性；在拥抱科技创新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可参与、可上升的经济路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