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我国居民消费疲软的核心原因在于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来源单一且增速放缓、以及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居民收入状况、丰富收入来源并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1][2] 住户部门收入占GDP比重分析 - 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低：我国居民部门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国际平均水平低约15个百分点，居民最终消费只占其可支配收入的65%左右，分别比德国和美国低16和18个百分点 [2] - 住户部门调整后可支配总收入（AHDI）占比持续偏低：AHDI是衡量住户部门生活条件的核心指标，我国AHDI占GDP比重长期低于国际水平，2007年份额为59.9%，比1992年下降11.2个百分点，2010年后虽回升但仍低于90年代水平 [5][6] - 实物社会转移不足拉大差距：2022年，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占GDP比重（60.3%）已接近法、德、日等国（约61%），但经实物社会转移调节后的AHDI占比与主要经济体差距再次拉大 [8] - 跨国比较差距明显：根据历史区间平均值，我国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及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占比上，与美国等国的差距在不同时期显著，例如调整后可支配收入占比与美国的差距在2005-2010年间达20.9个百分点 [9] 居民收入来源与增速分析 - 收入过度依赖劳动报酬：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劳动收入（含薪酬和自雇劳动收入）占比接近85%，远高于德国的71%、日本的78%、法国的75%和美国的64%，而薪酬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 [12] - 资本收入严重不足：202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188元，其中财产性收入仅545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财产性收入仅580元，占其收入的2.5% [12] - 居民拥有的企业资产少：我国平均100多人拥有一家中小企业，而日本为30人，美国为10余人 [12] - 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且低于GDP增速：2013-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均值（6.8%）高于GDP增速均值（6.0%）；但2020-2023年，该收入增速均值下降2.2个百分点至4.6%，开始低于同期GDP增速均值；2024年，其增速与GDP增速差距扩大至0.6个百分点 [13] - 地区收入增速分化：近10年各省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平均下降4.42个百分点，2024年增速高于5%的仅有西藏、新疆，一线城市增速普遍较低，如广东（3.92%）、上海（4.04%）、北京（4.30%） [13] - 非工资收入增速下滑：近两年，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增速均低于工资性收入增速，导致收入来源更加单一并拖累整体收入增长 [14] 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 - 收入分配差距巨大：我国按收入五等分分组，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10.3倍，高于美国的约8.4倍和德法的约5倍，与墨西哥（10.4倍）相当；头部1%人口的收入份额从80年代初的6.57%攀升至2022年的15.72% [15] - 财富集中度极高：2022年，我国头部10%的人口拥有全社会82.8%的财富，头部1%的人口拥有全社会31.5%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收入集中度 [15] 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 - 养老保险保障力度低且可持续性堪忧：2022年，农村居民月均基础养老金205元，相当于农村人均收入的12%；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月均养老金3605元，相当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41%；不考虑财政补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自2019年起为负值，预计到2050年缺口将达16.73万亿元 [17] - 个人医疗支出负担重：2020年，我国医疗费用自付比例为35%，远高于美国的10%、欧洲的14.4%和日本的12.6%；政府医疗支出仅占GDP的3%，低于OECD平均水平（7.8%）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