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总需求不足的核心挑战，其根源在于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进入瓶颈，表现为投资负增长与消费率偏低，未来必须将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从投资切换至消费，并推动股市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新支柱，这需要深刻的政策观念与财政支出方向转型 [2][3][5][7][12][24][26] 固定资产投资现状与趋势 - 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6%，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3%，自2025年3月以来增速一路下行，1-3月增速4.2%为全年最高点 [2] - 2025年大概率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次出现年度投资负增长的情况 [3][14] - 投资负增长意味着经济中资本形成规模收缩，是此前长期大量低效无效投资的后果 [3] 消费现状与挑战 - 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7%，均低于2024年同期水平 [3] - 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9%，而全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55%，发达国家普遍处于50%-70%的水平，与国家发改委指出的与发达国家有约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一致 [3][4] - 消费不振与居民就业增收压力、收入不稳定、预期不明朗以及部分消费领域存在限制性措施有关 [5] 投资驱动模式的阶段性与后遗症 - 在快速城镇化或工业化阶段，扩大投资对经济起飞至关重要，但过了该阶段后，产能和基础设施饱和，再扩大投资会导致低效和无效投资 [15] - 2020年疫情期间，中国经济正增长中81%由投资拉动，消费贡献为负，这些投资在两年后形成新的供给，加剧了房地产、制造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过剩 [13] - 2014年到2017年，中国有14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于本省的GDP，意味着投资效率低下 [16] - 过度投资挤占了本可用于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社会资源，形成了“过度投资陷阱” [19] 提振消费的根本路径与财政转型 - 提振消费需将财政支出方向从投资转向民生，政府应把更多资金用于收入补贴和改善社保，企业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老百姓自主消费 [7][22] - 财政资金用于消费的乘数效应远高于投资：一块钱财政资金用于投资，乘数不到1.06倍，个别省份小于1；用于发放消费券，农村居民消费乘数在3倍以上，城市居民在5倍以上 [20] - 应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将每年数万亿的相关资金转移，通过深化改革变为居民收入或社保，这是扩大内需的根本出路 [18][19] - 决策观念上，全社会已认识到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但行动上仍未转变，每年数万亿预算仍投向投资，而用于消费的补贴（如去年1500亿，今年3000亿）在超140万亿的GDP和50万亿的社会零售总额中占比极小 [18] 股市作为新增长引擎的角色 - 在房地产逻辑改变后，未来在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唯一能取代房地产角色的就是股市 [7][24][26] - 股市上涨与GDP增速未必正相关，而与经济增长质量和模式更相关，美国道琼斯指数从7000点涨至约46000点，涨幅约七八倍，但其实际GDP增速很低 [26] - 过去以银行贷款驱动房地产、基建和企业扩产的增长模式对资本市场支撑弱，新的增长模式需转向“资本+创新”驱动，如半导体、创新药、新消费等领域，主要依靠资本市场驱动并将增长成果回报投资者 [26][27] - 货币政策需转变观念，为支持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应有降息空间：中国非金融企业信贷总额约150-160万亿，降息1个百分点可增加企业利润约1.5万亿；居民信贷总额80多万亿，降息1个百分点可让居民年省利息约8000亿；政府部门表内负债近100万亿，降息1个百分点可年省利息约1万亿 [27] 宏观政策与观念转变的紧迫性 - 从“宏观消费压抑”转向消费繁荣是经济必须跨越的坎，仅靠经济自身力量不够，需要持续的政策深度转型和深化改革 [6][23] - 货币政策目标应优先维持经济增长、保护就业及资产价格稳定，而非维护商业银行盈利稳定，否则将牺牲整体经济并压缩政策空间 [28] - “十五五”规划建议已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作为重要目标，推动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