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 - 美国经济展现出超预期韧性，2023年GDP增长2.9%，2024年可能增长2.8%，在美联储自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累计加息525个基点的背景下未陷入衰退[5] - 美国经济韧性的主要支撑因素包括：疫情期间居民积累的2.1万亿美元超额储蓄用于消费，以及2020年后年赤字规模维持在GDP 5%的宽松财政政策[5] - 美国与主要经济体GDP规模差距拉大，欧元区GDP相对美国的比重从2008年的97%降至2024年底的56%[4] - 美国宏观政策在危机中积极协调，2020年应对疫情时，新增财政赤字达6万亿美元（接近GDP的30%），美联储在6个月内扩表4万亿美元[5] - 全球央行（除日本外）在2024年改变紧缩立场进入降息周期，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提升投资风险偏好，培育创投市场[6] - 中国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提振市场信心，利用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两个发动机实现高质量增长[7]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 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正经历深度调整，从增量拉动转向存量带动，构建新发展模式成为关键[10] - 新模式着力点包括：完善住房供应体系（政府保基本、市场满足多样化），加快发展保障性住房，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11] - 构建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公积金贷款、调整利率以支持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推动建立住房与土地、金融资源联动新机制[11] - 推动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鼓励现有民营房企兼并、重组[11] - 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发展房屋保险，关注房屋养老金、体检制度，完善房地产全过程监管[11] - 自2024年9月26日政治局会议后，多项政策“组合拳”落地，房地产市场已出现积极变化[12] 外部环境与中国发展 - “十五五”时期外部环境之“变”体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纵深推进，美国加大科技封锁进行“降维式”打击[15] -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布局从成本效率主导转向安全稳定主导，美西方国家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在岸化”和“友岸外包”[15] - 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新兴多边机制（如G20、APEC、金砖国家）和区域自贸协定（如RCEP）扮演更重要角色[16] - 中国发展之“进”呈现新特征：经济增长向中速收敛，劳动力数量贡献减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贡献相对上升[16] - 新型工业化向纵深推进，传统产业达峰转入平台期，“人工智能+”将孕育智能制造新场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17] - 新型城镇化从高速转向中速，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核心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17] - 绿色低碳转型进入攻坚期，能源消费增速趋缓，但污染物排放叠加达峰增大环境压力[17] 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 - 中国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核心是消费不足而非投资不足，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较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20] - 消费不足是结构性偏差，与服务消费不足相关，重点是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等发展型消费不足[21] - 消费缺口最大的人群是近三亿农民工及近两亿进城农民工，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21] - 解决消费不足是解决当前经济诸多问题（如价格低迷、债务负担重、产能过剩）的“第一性原理”或“牛鼻子”[21] - 提振消费需推进结构性改革而非仅靠短期补贴，重点是通过提高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带动其服务消费[22] - 需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双向顺畅流动，解放社会生产力，带动第二轮城市化浪潮[22] - 经济增长方式需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解决消费结构性偏差能提供不亚于房地产曾经提供过的新增长动能[23] 全球资产配置与金融风险 - 全球市场处于高波动和不确定性中，影响因素包括特朗普2.0时代关税政策、地缘政治风险及各国宏观经济波动[25] - 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导致全球化逆转和“美国例外论”崩溃，过去高配美国的资产配置格局未来可能逐步去美国化、美元化[26] - 美债风险加大，截至2025年4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约3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约35%，人均负债超10万美元，2025年第二季度到期美债约6.5万亿美元[26] - 全球资产配置需警惕急剧波动的汇率、股市、债市等市场，并在国际贸易投资中多使用非美元主要货币，如利用人民币优势[27] - 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内需市场、完整产业链及政策一致性，是企业和投资人全球运筹的坚强后盾[27] - 资产配置需跨市场、资产类别多元化，并挖掘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及“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潜力[28] - 在美国重启关税战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表现出稳定上行势头，而美债、美股、美元大幅波动[28]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举措，旨在畅通国内大循环[32] - 统一大市场是成熟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单一市场优势[32] -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近年来在健全市场准入、完善公平竞争、破除地方保护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33] - 建设仍面临市场区域分割、要素流动受阻、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挑战[33] - 需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同时以统一制度规则保障公平竞争，强化新兴领域法治保障[33] - 需坚持立破并举，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34] - 需坚持面向全球的“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规则衔接[34] 全球经济治理与金融秩序 - 全球经济治理范式正从效率导向转向共建共享，从规则输出走向机制协商，金融秩序重构是其重要表现[36] - 全球流动性依赖单一主权货币供给的安排显现出不均衡，主权货币在本国政策与国际责任间存在错位，且货币被工具化、武器化趋势上升[36] - 国际社会正推动多元主权货币共存格局，人民币在融资、支付与清算体系中的作用持续增强，SDR使用转向常态化[37] - 参与全球治理需推进“制度型开放”，中国正以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工具为抓手，通过规则对接、标准互认增强与全球体系的制度兼容性[37] -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正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度塑造者转变，在数字支付、绿色金融、数据规制等领域构建政策体系，推动形成国际治理方案[38] 低利率环境下的金融应对 - 中国利率下行是结构性因素（技术进步放缓、老龄化）与周期性因素（产出低、物价低迷）叠加的结果，低利率在未来较长时期可能成为常态[41] - 在低利率环境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是相互配合与促进的关系，需加强协调以增强宏观经济治理能力[41] - 需理顺物价、利率、汇率等货币价格关系，提高汇率弹性，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42] - 低利率下经济主体行为变化：企业扩大再生产意愿不足，信贷需求可能不升反降；家庭可能延迟消费增加储蓄，风险偏好下降转向低风险资产[43] - 金融机构需适应变化，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积极引导金融需求[43] - 当前需着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尤其是科技金融，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43] 人工智能与金融融合 - 人工智能是驱动金融安全与效率提升的“新基建”，能提升风险计量穿透性和市场监测前瞻性，并带来运营效能跃升[47] - 人工智能是服务普惠金融等“五篇大文章”的核心驱动力，能消解传统金融服务边界，引导资本向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领域高效配置[47] - 人工智能正成为决定全球金融竞争格局的“战略高地”，未来竞争力取决于对数据资产、算法模型与生态体系的掌控力[47] - AI为金融业带来多维风险：模型“黑箱”特性导致算法歧视与责任认定挑战；过度依赖数据加剧隐私泄露风险；监管滞后导致问责机制难落实[48] - 中国在AI金融治理中的角色向制度塑造者转变，积极探索“监管沙盒”等敏捷治理模式，并出台系统法律法规，旨在引领全球治理规则制定[49] 数字资产发展前景 - 全球数字资产已从“边缘创新”走向“主流配置”，截至2025年8月全球加密资产总市值达3.9万亿美元，比特币占比超56%[55] - 数字资产主要包括央行数字货币与加密资产（含稳定币、真实世界资产、虚拟资产），全球进入创新与规范并重的新阶段[55] - 数字资产发展面临挑战：技术层面存在安全漏洞与互操作性不足；监管层面规则碎片化且跨境执法困难；市场层面流动性不足且权属认定模糊[56] - 需深入思考数字资产的价值基础：央行数字货币价值坚实；稳定币价值取决于抵押资产；虚拟资产价值波动大且估值基础存疑，给金融稳定带来挑战[57] - 稳定币可能重塑跨境支付格局，其优势在于更低成本、更短链条和全天候服务，但存在供应缺乏弹性、挤兑风险、监管挑战等局限性[57] - 技术是国际货币使用的因素之一但非最重要，充分利用数字资产优势需加强制度建设和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58] 科创板与科技创新 - 科创板设立7年来，累计为592家科创企业提供IPO及再融资募资额合计超1.1万亿元[61] - 科创板高度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产业，已汇聚超120家集成电路企业形成国内最完备产业链，超110家生物医药企业成为全球主要上市地之一[61] - 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中位数超过12%，2025年中报研发投入达净利润的2.87倍，平均每家公司发明专利数量230个[61] - 科创板推出“科创成长层”等改革，更加精准支持优质未盈利企业发展，以更好满足未来产业需要[61] - 科创板积极建设生态圈，完善股权激励，超440家企业、逾15万人次核心人员受益；近九成公司参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61] - 科创板指数达33条，境内外跟踪产品规模超3300亿元，已成为A股指数化投资比例最高的板块[61] 美债与美元趋势 - 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10月21日联邦债务已达38万亿美元，创历史最快万亿级增速，2024财年债务利息支出超1万亿美元，占GDP的3.6%[67] - 美元信用危机加深，2025年2月以来多次出现美元、美股、美债“三杀现象”，揭示了其内在问题[67] - 美元与美债存在相互支撑关系，美元霸权地位支撑美债需求，美债作为核心安全资产维系美元国际循环[68] - 美债扩张不受约束，内部因美国缺乏强化财政纪律动力，外部因美元地位强势且缺乏替代资产，国际社会难以形成有效制约[68] - 美国通过立法支持美元稳定币（与美元1:1锚定），意图利用数字工具强化美元全球货币霸权[69] -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程伴随长期竞争，各国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适应长期博弈的制度与政策体系[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