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消费增长疲软的主要症结并非居民消费意愿不足，而是消费能力受限，其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预期转弱，这背后是就业市场面临的总需求、结构性和效率挤压三重压力 [2][5][6][8] 消费疲软的表现 - 总量趋势性放缓：2001-202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3.1%，2024年回落至4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中枢从2019年前的8%以上降至2024年的不足4% [4][10] - 服务消费复苏滞后：商品消费支出增速已基本回稳，但餐饮、居住、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增长普遍放缓 [4][10] - 消费行为普遍降级：假期出游人次创新高但人均消费低于2019年同期；高端消费收缩，中国大陆个人奢侈品零售额同比增速从2019-2021年的20%以上高速增长，回落至2022-2025年的低速增长甚至负区间 [4][11] 消费疲软的核心症结：收入与预期 - 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19年的8.9%放缓至2024年的5.3%；占主体的工资性收入（2024年占比56%）增长动能减弱，2024年城镇私营与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分别为1.7%与2.8%，低于同期4.2%的名义GDP增速 [6][30] - 转移净收入增长放缓：作为重要补充的转移净收入（2024年占比19%）增速从2019年的9.9%回落至2024年的5.3%，受地方财政空间制约 [31] - 存款上升并非储蓄绝对扩张：居民存款在居民与非金融企业总存款中的占比从2021年末的59.5%升至2025年11月的67.3%，主要是资产配置向安全资产转移的结果，居民储蓄率已回归至2019年前趋势水平 [16][17] - 消费倾向被动回稳：居民消费倾向从2019年的0.70恢复至2025年三季度的0.68，但恩格尔系数从2019年的28.2%升至2024年的29.8%，表明回稳更多是收入增速放缓下的被动反应，而非信心实质修复 [17][22] - 房价的财富效应解释力有限：房地产财富效应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近期部分城市呈现“房价跌幅越大，消费增速越高”的特征；在控制收入、利率等变量后，房价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5][25][26] 收入压力的根源：就业市场三重缺口 - 总需求缺口：金融地产周期下行，“供强需弱”使经济运行低于潜在水平，抑制整体就业需求，2024年对应约2.1%的潜在就业缺口 [8][50][55] - 结构性缺口：劳动密集度较低的制造业扩张加速，而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的服务业复苏偏慢，形成“K型”复苏，2024年对应约1.3%的潜在就业缺口 [8][50][56][57] - 效率挤压缺口：技术进步降低劳动密集度，同时部分行业从业者工时延长（2018年以来周均工作时间增加约2小时），共同压缩新增岗位空间，2024年对应约2.2%的潜在就业缺口 [8][50][58] 就业压力传导至特定群体 - 农民工流动变化：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例从2019年的43.1%降至2024年的38.2%，城镇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持续低于本地户籍人口，农业就业规模阶段性回升 [62] - 小微企业承压：小微企业带动约3-4亿人就业，当前主要压力是市场需求不足 [62] - 高校毕业生就业放缓：IT、文娱、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景气度回落，部分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或“慢就业”，延迟了其消费力的释放 [63] - 部分白领职业不确定性上升：教培、地产、IT等近5000万从业者的行业面临调整压力，影响其职业预期与消费行为 [63] 政策破局方向 - 宏观政策：对抗内需不足：关键在于盘活地方政府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稳定信用扩张能力和投资预期 [9][67] - 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重组，以释放财政空间，中长期需深化财税改革 [69] - 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可考虑设立专项再贷款工具，引导大企业获取低成本融资以缩短应付账款账期，缓解“三角债”压力 [69] - 结构性政策：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以填补结构性缺口，促进居民增收 [9][67][70] - 加大公共投资补齐民生短板：重点投向城市更新、养老托育、文体设施、医疗服务等供给短缺领域 [71] - 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与对外开放：吸引社会资本，释放供需潜力 [72] - 效率层面：强化就业支持与社会保障：缓解效率挤压带来的冲击，增强居民信心 [9][67] - 完善灵活就业人员保障：针对超2.4亿灵活就业人员，构建职业发展体系并优化社保机制 [73] - 破解青年就业问题：短期发展过渡性岗位、增强失业保险；长期深化产教融合，缓解技能错配 [73] -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放宽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提高救济标准，为应届毕业生等提供临时收入支持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