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实践与挑战 - 全国省级以上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国资已成为早期科技创新的投资主力[4] - 各地国资正以差异化路径实践“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国有资本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耐心资本”[11] 各地实践进展与模式创新 - 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存续期达18年（5年投资期+10年退出期+3年延长期），并设有支持概念验证及早期创业的创新机制，如允许子基金以挂钩成本价回购出资，以鼓励GP承担更高风险[8] - 地方基金快速布局：苏州推出百亿级人才基金；杭州设立20亿元“润苗”基金专注首两轮融资；常州武进区“蒲公英基金”四年投出近30个本地早期项目；黑龙江设立5亿元纯财政出资天使基金；辽宁联合高校探索成果转化[8] - 青岛创新“拨改投”模式：将原财政专项支持资金转为“人才金”、“硕果金”等股权投资资金，面向科研院所的财政支持资金超50%转为股权投资，已撬动社会资本放大超5倍[9] - 重庆强调产业生态布局：依托产业资源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主导产业定向布局早期项目，要求所投项目与本地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相契合[9] - 直投与生态化打法兴起：扬州国金近三年组建31只基金，认缴规模近260亿元，实缴近60亿元，从LP转型为直投主力[9]；杭州科创集团联合高校设立76亿元院企合作子基金，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大模型实现智能匹配[9]；南通投资直投管理规模近50亿元[10] - 联动与双轮驱动策略：苏高新创投、扬州国金等联动市场化头部机构共同研判项目；成都高投创投采用“母基金+直投”双轮驱动[10] 面临的核心现实约束 - 考核机制与风险容忍度不匹配：国有资本承担保值增值与产业培育等多重目标，对投资决策要求更高[13]；重庆科创投案例显示，从财政体系转向国资企业后，对财务表现和风险控制的要求更为综合，投资高风险早期项目需更审慎[13] - 评价体系有待优化：有政府引导基金建议以基金整体DPI为核心考核依据，而非单个项目盈亏，并给予合理容错空间[14]；但尽职免责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仍面临挑战，纪检、审计部门的认可度是未知数[15] - 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理解前沿领域的专业人才需要市场化薪酬机制来留住[15]；地方国资普遍缺乏为早期项目提供战略重塑、管理提升等“二次赋能”的能力[15] - 优质早期项目供给有限：科研院所成果中，重点团队资金充足、部分项目不愿过早稀释股权、部分已被提前锁定，剩余成果则存在技术成熟度低、商业化路径不清晰等问题，基金介入难度大[16]；西部地区项目质量与沿海存在较大差距[17]；东部地区创业项目存在普遍估值较高的情况[17] 制度层面的破局路径与建议 - 完善考核与容错机制：苏州明确科技创新类基金单项目可100%亏损，整体容亏比例达50%；广州、黑龙江、青岛等地也出台相关尽职免责办法[19]；行业呼吁提供“可操作的标尺”和《投资业务尽职调查与投后管理标准化操作指引》等标准化指导[19] - 推动长期资金入市与生态协同：需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商业银行等长期资金进入创投领域，但目前面临政策限制[22]；需支持通过并购重组、S基金等方式实现多元化退出，并优化份额转让的评估定价机制[23]；需厘清不同性质资金（如“拨改投”资金、财政性投资基金）的运作逻辑与诉求[24] - 深化“产学研用”融合与人才培养：孚腾资本依托股东产业优势构建“链式投资”生态，通过与产业CVC、高校以Co-GP模式打通从验证到量产的闭环[26]；扬州国金通过内部机制调整和稳健业务收益反哺股权投资来缓解考核压力[26]；江苏国经资本通过招募市场化成熟人才并加强一体化生态体系建设来提升能力[26]；宁波探索将国有股比例控制在50%以下以保留更多市场化运作空间[26] 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 - 国资投早投小已进入深水区，下一步关键不在资金规模，而在制度适配[29] - 需推动三方面协同：顶层设计上厘清政府引导基金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功能边界；部门协同上就“尽职标准”、“容错边界”形成共识，特别是推动审计、纪检部门认可行业指引与典型案例；基层创新上鼓励试点“考核延展”、“免责清单”、“股权多元”等机制[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