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核心矛盾与挑战 - 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正站在历史性十字路口，面临“募资难、投资难、退出难”的生存考验，亟需探寻穿越周期的“新逻辑”与“新共识” [3] - 行业面临资金结构重构、资产范式转移、退出路径重建的深层挑战 [3] 资金端变局：国资主导时代的GP生存法则 - 资金结构发生根本性逆转，市场化LP（金融机构、高净值个人）退潮，以政府引导基金、地方产业基金为代表的国资成为市场主导力量 [6] - GP募资从“众星捧月”转变为必须“积极拥抱国资、地方政府”，否则“不在桌上就要出局” [8] - 国资LP承载多重政策目标，诉求包括财务回报、招商引资、政治正确及各类考察需求，可能倒逼GP偏离投资初心 [8] - 非一线城市国资LP面临“资产荒”困境，资金充裕但缺乏适合股权投资的优质头部项目，导致招商引资成为核心KPI [9] - GP的生存法则在于多重约束下寻求平衡：需坚守投资初心，有选择地与地方政府合作以保障投资动作不跑偏 [11] - GP需通过差异化定位证明独特价值，例如定位为“有产业基础、有产业资源的投资机构”，开发产业园基金、不良资产等另类产品满足LP需求 [11] - GP在招商引资中的新价值在于为地方政府提供专业的项目挖掘、判断能力及投后管理能力，而不仅仅是充当招商部门 [12] - 为匹配硬科技项目长周期培育特点，部分地方国资探索延长基金周期，例如苏州基金周期可达10年，最长“6年投资期+6年退出” [12] - 新基金需更紧密拥抱财力雄厚的国资作为基石LP，以支持长时间无现金流的“国运型”项目 [13] - 券商背景机构通过管理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与国家级基金合作直投、开展S基金业务等多元化模式与国资深度合作 [13] - “国资时代”深刻重塑行业生态，GP角色向产业组织者、地方发展合伙人等多重身份演变 [13] 资产端演变：从模式套利到硬核创新的赛道探索 - 资产端投资逻辑发生嬗变，以“进口替代”和“模式创新”为代表的套利时代基本结束，需寻找新的增量市场和“非共识”机会 [15] - 当前市场稀缺资产少，“Me too”项目多，而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因资本热涌导致估值与长期投资价值严重偏离 [17] - 投资本质是寻找产业确定性，应在赛道拥挤、估值过高时保持冷静，在行业冷清时进行布局 [17] - 新赛道探索聚焦三大方向：AI驱动的科技变革、全球化出海浪潮、与国家战略同频的“国运型”投资 [17] - AI赛道投资策略：划分为三大主线——聚焦AI基础设施（如服务器上游芯片与关键材料）；着力垂直场景的具身智能（如工业、特种作业机器人）；关注AI多模态技术驱动的新一代消费硬件及To B的AI Agent公司 [19] - 围绕大模型生态，从硬件基础设施、基础软件生态到端侧AI及企业级应用，未来十年将涌现大量市值超百亿美金的公司 [20] - AI基础设施在计算、存储、网络等领域持续有创新机会；中国开源模型生态繁荣带来“卖水、卖铲子”的基础软件工具投资机会 [20] - 出海赛道：医疗健康是易全球化行业，中国创新药海外授权交易额从2019年近乎为0，到2025年前三季度总金额达1029.96亿美元，其中首付款49.76亿美元，单笔5000万美金以上交易占全球约40% [22] - 出海趋势背后驱动力包括国内政策改革、国际监管接轨、前期大规模资金投入、海外人才回流、本土成本优势及“工程师红利” [22] - 中国在SCI文章数量和高水平文章自然指数份额已超越美国，但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偏低，这为投资人提供了系统性机会 [22] - “医工结合”（大三甲医院和医生科研能力提升）将催生大量临床价值导向的医疗创新，是另一个系统性机会 [22] - 出海策略包括“独立出海”和“配套出海”（跟随国内大客户出海需求）两种模式 [23] - “国运型”投资赛道：在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过去被认为“干不成”的硬核科技领域（如国家队火箭、脑机接口）成为新焦点，需清晰认识国家支持决心 [25] - 不要低估中国工程师的能力及国内对“从1到100”项目的执行能力 [25] - 未来十年，国家意志重点支持的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前沿领域已形成高度共识，但项目中短期极难证伪，对构建合理投资组合构成挑战 [25] - 资产端逻辑从追求短期套利转向拥抱长期、高风险的硬核创新，对GP的认知深度、产业资源、全球视野和风险承担能力提出高要求 [26] 退出端困境：并购退出的理想、现实与未来 - 退出端压力巨大，并购被寄予厚望，被视为破解退出困局、实现流动性的关键路径 [28] - 并购的理想模型：对早期项目可让创始人尽早上岸，缩短投资周期；对上市公司是外延式并购、扩展市值规模的重要手段；政府层面乐见其成，提出“并购招商元年” [30] - 对GP而言，并购是一条不依赖公开市场、更可控的退出通道；对融资环境恶化的创业公司是被并购是体面出路；对寻求增长的上市公司是快速切入新赛道的捷径 [30] - 并购的现实困境：交易极端复杂，核心在于“天时地利人和”，最难是“人和”即各方利益平衡 [32] - 核心矛盾一：估值逻辑冲突：海外高科技并购常“奔着技术去”，例如某营收小且亏损的海外科技公司因技术领先被以5.4亿美金收购，收购方还为创始团队追加1亿美金激励 [33] - 中国市场并购估值逻辑不同，上市公司通常要求按传统制造业PE倍数进行三年对赌 [33] - 国资监管对并购PE估值上限卡得死，上限为15倍，通常最终定在10-12倍，交易所审批严格 [33] - 以净利润为锚的“制造业估值体系”对缺乏利润的硬科技公司是毁灭性的，导致中国并购常沦为“类回购行为”（本金+利息） [33] - 某人民币项目并购案中，即使为各轮股东开出年化10%、8%、6%、4%的差异化利息回报方案，交易最终仍告吹 [33] - 核心矛盾二：“分配不均”导致内部瓦解：当并购估值低于最后一轮融资估值时，内部股东利益分配引发激烈矛盾，早期投资人不愿让渡利益补偿后轮投资人 [34] - 典型案例：一个Pre-IPO轮估值51亿的项目，最终并购综合估值不到20亿，为达成交易只能对最后一轮投资人采取差异化定价（拿回本金或折算成上市公司股权） [35] - 核心矛盾三：创始人利益牺牲：多轮博弈和估值下调后，创始人股份所剩无几，国资收购后如何激励无股权的创始团队成为新难题 [36] - 案例显示，去年许多企业家对并购持审慎态度，今年达成交易反映大家对未来独立IPO路径的预期变得更加务实 [36] - 并购的未来路径：地方产业基金应将大笔资金用于围绕产业方的并购整合，以扶持本地产业并利用上市公司信用背书降低风险 [37] - 利用不同资本市场规则差异成为新策略，例如A股上市公司考虑利用港股H股主体进行收购，因港交所规则更宽松、可给更高估值且无需对赌 [37] - GP需主动建立并购能力，包括筹备并购基金、探索“投贷联动”、积极为被投企业与上市公司LP牵线搭桥 [37] - 并购退出正成为考验GP定价、谈判、交易结构设计、资源整合等综合能力的核心战场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