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供强需弱”的核心症结在于消费不振，而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收入分配改革 [4] - 在新旧动能转换及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需前瞻性应对科技革命可能引发的就业与收入分化问题，以避免全球性“供过于求” [5][7] - 系统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是解决需求不足、促进供需平衡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7][29]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四个基本特征 - 特征一：三大部门占比结构与国际大体一致 2022年中国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为62.2%，再分配调整后为60.8%，居民占比最高、政府最低、企业居中，这与选取的20个样本经济体（15个发达国家和4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情况一致 [8][13] - 特征二：居民收入占比国际中等偏低，核心差距在财产性收入 中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62.2%）在20个样本经济体中排名第13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与美国相差约10个百分点 [15] 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仅为4.7%，在样本中排名第15，与美国相差约10个百分点，其中76.2%来自利息收入，仅10.2%来自企业分红，而其他17个样本国家红利收入占比平均达54.9% [16] 纵向看，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占比已提升5个百分点，从2008年的57.0%升至2022年的62.2% [17] - 特征三：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在国际上处于偏高水平 2022年中国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为26.6%，在20个样本中排名第5，高于样本均值22.0% [17] 原因包括公有制经济中国企占比高，以及企业分红比例偏低，若上市公司分红率提升至40%，测算显示居民收入占比可提升约1.8个百分点 [18] - 特征四：政府部门呈现“低汲取、弱调节”特点 2022年，初次分配政府收入占比11.2%，再分配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仅为16.6%，在20个样本中倒数第3，表现为“低汲取” [19] 政府收入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规模约1.4万亿元，占税收收入比重不足10%，纳税人群仅数千万人，调节功能偏弱，财产税体系尚不健全 [19][20] 对国民收入分配及三大部门收入占比的思考 - 收入分配格局由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决定 改革开放初期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制度设计向资本倾斜以扩大供给 [25][26] 当前已进入需求不足阶段，劳动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变得稀缺，制度需向劳动倾斜，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成为解决需求不足的关键 [27] 居民收入及劳动报酬占比呈现U型变化趋势，与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倒U型趋势相呼应 [27] - 全球收入分配可分为三种模式 以英、美为代表，居民收入占比较高（初次分配占比约70%），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直接融资发达 [28] 以日、韩为代表，企业收入占比较高（初次分配占比超20%），多为财团经济国家 [28] 以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为代表，政府收入占比较高（再分配后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超20%），具有高福利、高税收特征 [28] - 收入分配结构的本质是寻求三大部门间的动态平衡 收入分配结构是国家政治经济选择的结果，核心是寻求民生福利、企业供给能力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三者之间的平衡，而非单一部门占比的无限扩张 [28][29]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意味着选择以扩大内需促进供需平衡的发展方式 [29] 优化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的建议 - 推动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 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加大国资收益上缴财政力度，专项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 [30] 以上市公司为重点，鼓励增加分红、实施股权激励，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31] - 健全工资增长长效机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研究探索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城乡居民增收专项引导基金”，对主动涨薪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 [32] 适度提高在职人员收入，稳住并提高基层一线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待遇 [32] 逐步缩小财政对不同群体的养老金补贴差距，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 [32] 促进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增收，推动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并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 [33] - 增强直接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个人所得税应保持“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稳定，着力优化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如将配偶父母的赡养支出、家庭大病医疗费用纳入扣除范围 [34] 改革走向综合征收模式，逐步将经营所得、资本所得纳入综合所得 [35] 研究引入遗产与赠与税、弃籍税等制度 [36] - 大力提高“实物社会转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扩大义务教育范畴，将公办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纳入免费体系，免费教育年限从9年逐步扩展至15年 [36] 强化基层医疗投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构建覆盖全民的大病救助体系 [36] 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