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顶级金融领袖与学者在达沃斯论坛上警告，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其“技术繁荣+贸易保护+地缘政治分裂”的组合与1920年代走向大萧条的历史路径存在惊人相似[2][3][8] - 当前市场的最大系统性风险并非来自私人资本市场，而是源于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的“鲁莽”财政支出和失控的主权债务[4][9] - 人工智能（AI）技术本身并非泡沫，但其高昂的资本门槛将导致“K型”经济分化，加剧“赢家通吃”的局面，而地缘政治碎片化和关税壁垒将威胁AI发展所需的规模效应[9][10][12] 历史镜像与政治失败 - 当前时代与1920年代存在惊人相似：彼时是电气化和福特流水线技术爆发，今天是AI狂飙突进；彼时是美元霸权崛起，今天是美元体系承压[8] - 1920年代试图用技术和金融掩盖政治裂痕，因“政治想象力匮乏而过度依赖金钱”的模式最终导致体系崩塌，这一模式在今天可能重演[8] - 1920年代全球贸易占GDP比重在几年内从21%暴跌至14%，而今天全球贸易在地缘政治碎片化和关税壁垒冲击下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压力[8] 债务与财政风险 - 城堡证券创始人肯·格里芬指出，当前核心风险在于政府毫无节制的开支，所有政府都在超支，几乎毫无例外[4][9] - 美国国债已高达38万亿美元，政府寄希望于AI带来巨大生产力提升以“拯救”赤字，但若AI未能如愿带来生产力飞跃，无节制的支出将难以为继[9] - 财政上的放纵正在威胁市场的根基，这与1929年私人部门杠杆过高的情况不同[9] 人工智能（AI）的发展与分化 - 贝莱德CEO拉里·芬克认为AI并非泡沫，但会导致“巨大的失败案例”和“赢家通吃”的局面[9] - AI正导致“K型经济”分化，拥有规模优势的企业（如沃尔玛）正利用AI迅速拉开与中小企业的差距[9][10] - 开发一个前沿AI模型的成本已高达10亿美元，且极度依赖跨境数据流动[10] - 仅2026年一年，美国用于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就将达到6000亿美元，实际数字可能更高[9][10] - 高昂的资本门槛意味着只有拥有深厚资本护城河的“规模运营商”才能参与竞争，AI可能加剧赢家通吃的局面而非自然“民主化”[10] 关税与地缘政治碎片化 - 美欧之间的平均关税水平已从一年前的2%飙升至目前的12%以上，且面临进一步上升至15%的风险[5][12] - 关税成本的96%由消费者承担，这对通胀绝非好事[13] - 关税是对消费者的累退税，更会滋生“裙带资本主义”，使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获得特权，从而扼杀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5][13] - 地缘政治分裂和保护主义将阻碍AI所需的数据流动和能源获取，导致效率下降，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全球合作，AI所需的“规模效应”将被割裂的市场扼杀[8][9] 央行独立性与政策局限 -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重申央行独立性的重要性，强调财政整顿不能依赖央行“兜底”[6][15] - 央行不能成为财政政策的附庸，单纯依赖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结构性的财政失衡[15][16] - 央行独立性的概念是1920年代为应对民粹主义压力而诞生，在当前极端政治化环境下，保持央行的“防范道德风险”属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键[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