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与电力系统安全 - 能源转型的核心框架是“消纳绿电是主线，安全是底线”，央地协同是动力，碳市场是关键变量，深化协同下的价格机制变革是核心，系统稀缺性是最佳投资方向[8] - 仅靠风光和储能几乎无法实现能源转型，因为风光资源丰富的地区通常基础设施不足且不宜居，将工业资产大规模迁移或新建远距离输送设施难度很大，风光渗透会降低电网资产利用率，必须从系统角度寻找减排成本最低的技术[11] - 全球进入风光发电量占比15%时代，2024年全球风光发电量占比为15.3%，中国为18.2%，美国为16.6%，欧盟为29.4%[15] - 高比例新能源接入深度互联电网可能放大事故风险，因为新能源设备和终端电气化产品灵敏度高，而传统继电保护系统基于同步发电机设计，对新型电网场景存在不确定性[16] 核电复兴的驱动因素 - 电力系统安全需求催动核能复兴，核电是对电力系统有补强作用的技术，在能源转型背景下其重要性增强[15] - 全球核能雄心持续超预期，2023年COP28上22国宣布“三倍核能宣言”，目标在2050年将核能装机提升至2020年的三倍（即1200GW），随后支持国家增至33个[22] - 根据世界核协会（WNA）2025年报告，基于当前政府目标，2050年全球核能装机预计达1363GW，若考虑拟议项目则可达1428GW[22] - 为实现2050年目标，全球核电年均并网速率需大幅提升，从2030年的15.6 GW/年增至2050年的67 GW/年，2050年新增并网速率将是2030年的四倍多，是1980年代中期历史峰值的两倍[19][22] - 多国核电政策转向积极，德国放弃反核立场，西班牙、瑞典、比利时等国推翻逐步淘汰核电的政策，美国、日本、俄罗斯等三大核事故发生国也积极发展核电[23][27] 第四代核电技术的优势 - 第四代核电是实现核能雄心所必须的，其核心特征是“固有安全”，即不依靠外部操作，仅靠自然物理规律就能使反应堆趋向安全状态，此外还具有可持续性和防核扩散等优势[29][31][33] - 第四代核电技术不止用于基荷发电，还可用于供热、制氢等多用途，热力占终端能源消费的45%，核能供热可有效降碳，高温气冷堆通过热化学循环或高温电解制氢具有成本优势，评估成本在2.45-4.40美元/千克[24][25][28] - 以中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HTR-PM）为例，其通过不停堆在线换料、负温度系数设计、模块化设计及耐高温燃料球实现了固有安全三要素[34][40] - 发展快堆技术对核能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快堆可利用占天然铀99%以上的铀-238，将铀资源利用率从压水堆的不到1%提升至60%-70%，使核燃料资源量达到全球已知化石能源总和的5.6倍[37] 全球与中国核电现状 - 截至2025年11月底，全球在运核电装机容量为382 GW，共417台机组，平均单机容量916 MW，美国、法国、中国位列前三[43] - 截至2024年底，全球在运机组中压水堆是主流，占313 GW，沸水堆60 GW，重水堆46 GW[47] - 截至2025年11月底，全球在建核电装机容量为73 GW，共65台机组，中国、印度、俄罗斯在建规模居前[48] - 截至2024年底，全球在建机组63台，其中中国29台（含3台新增），压水堆建设为主流，共有4座快堆在建（中国2座，印度1座，俄罗斯1座）[49][50] - 截至2025年11月底，中国在运核电装机容量为63 GW[52]，在建（含核准待开工）装机容量为64 GW[55] - 2025年中国四大核电业主公司在运及在建容量分别为：中核集团（在运26 GW，在建15 GW）、中广核（在运32 GW，在建14 GW）、国家电投（在运4 GW，在建8 GW）、华能集团（在运0.2 GW，在建5 GW）[56] 核电产业链与技术进步 - 中国三代核电技术中，AP1000（后续国产化为CAP1000）的核岛设备初期进口，后期主要由上海电气等国内厂商供货，“华龙一号”（HPR1000）为自主知识产权，核岛供应商多元，“国和一号”（CAP1400）供应商以上海电气为主[60][63] - 中国四代核电技术取得进展：全球首个商用高温气冷堆（石岛湾HTR-PM，200 MW）于2023年12月商运，其主要供应商是上海电气[63][65]；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块式小堆“玲龙一号”于2025年10月完成一回路冷态功能试验[66]；中国首台第四代百万千瓦商用快堆CFR1000已完成初步设计[68] - 美国积极推动核电出海与先进堆发展，2020年取消海外核能项目拨款禁令，2025年启动先进反应堆试点计划，目标在2026年7月前建成至少三座先进反应堆，并于2025年8-9月有三座四代堆动工[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