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16 年着手整理并出版的《见证逆潮》一书，其未删减版的第八章中，笔者提及了二战后 世界秩序的变迁。书中该章节特别指出： "从哲学角度来看，一旦任何理论走向极端，都会引发问题。社达的激进演变导致了反人类和反社会的后果，这 一点无法被认同。因为如果人类行为完全受原始竞争本能支配，那么人与野兽之间将丧失本质区别。人类文明的 进步在于超越本能，通过道德、法律和文化来约束行为。极端社达忽略了这一层面，将竞争推向"你死我活"的零 和游戏，从而破坏社会凝聚力和人文价值。 与极端社达相对立的，是另一种极端观点：理想中的大同世界。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环境决定了人性，恶的环境催 生恶的人性，而善的环境则孕育善的人性。它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强调通过改造社 会结构来实现人性向善。例如，一些乌托邦思想家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无私有制、无竞争 的理想社会，认为消除优胜劣汰的法则能根除人性中的功利和恶念。 然而，这种观点同样过于理想化。它否定了竞争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将人性想象得过于可塑和完美。在现实 中，如果社会完全摒弃竞争，个体将缺乏动力去创新和自我提升。例如，历史上的计划经济实验显示，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