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剖析一桩源于十年前通道业务的诉讼案件，揭示了“资管新规”出台前通道业务的乱象及其遗留的长期法律风险，核心在于探讨通道业务中各方（尤其是通道方）的法律责任边界问题 [2][3][11] 案件背景与纠纷起源 - 纠纷源于2014年的一笔通道业务，光大银行长春分行3.5亿元资金被支行员工与融资方实控人合谋伪造文件套取，资金通过招商银行无锡分行、中山证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等多层通道流向融资方柳河聚鑫源米业有限公司 [2][3] - 该笔委托贷款于2015年5月到期后未能收回，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因此发起诉讼，要求相关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涉诉金额包括本金3.5亿元及资金占用费，合计达4.89亿元 [2][4] 诉讼历程与司法焦点 - 此案为光大银行长春分行发起的第二轮诉讼，其曾于2015年以“合同纠纷”起诉招商银行无锡分行但最终败诉 [2][6] - 在第一轮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相关《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及《投资指令》系伪造，不构成表见代理，同时认定《同业存款协议》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双方既不存在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同业存款合同关系 [8] - 然而，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该案并非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故未审理认定各方对资金损失是否存在过错及如何承担责任，这为新一轮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的诉讼埋下伏笔 [2][9] 通道业务的历史与监管演变 - 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前，通道业务在金融市场中盛行，主要用于规避监管和做大规模，券商资管曾是通道业务的“主力” [11] - 为整顿乱象，监管自2017年起频频发声，强调“通道有风险，通道不免责”，并通报相关案例，“去通道”成为明确的监管方向 [11] 通道方法律责任的司法实践 - 司法实践中，通道方并非总能完全免责，已有判例显示通道方需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 [2][11] - 2020年“华澳信托案”具有标杆意义，上海金融法院判决信托公司对投资者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认为通道业务中受托人仍应尽到必要合理的注意义务 [11] - 2024年另一案例终审判决中，作为通道方的光大兴陇信托被判承担40%的连带赔偿责任，法院指出被动管理型信托的受托人法定义务不可免除，仍需审慎履职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