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6年，特朗普将无限放大行政权力，通过一系列非常规经济政策应对国内可负担性危机、对外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并确保AI领先地位，这些政策的成本最终将由美元信用承担 [4][27][28] 对内改善可负担性 - 核心目标是解决K型经济中“过冷”的低收入群体问题，政策逻辑是货币作用变窄、财政和行政作用变广 [4][5] - 劳动收入份额在2025年第三季度进一步下行至53.8%，为有史以来最低水平，直接发钱或减税将加剧财政赤字压力 [6] - 关键行政手段包括：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预计节约居民部门1000亿美元利息支出；推出50年期抵押贷款；指示“两房”购买2000亿美元MBS以降低房贷成本 [9] - 强制利率上限可能导致信用供给下降，银行停止向高风险人群放贷，并可能引发资金流向其他领域，造成通胀或资产价格压力 [10] - “两房”购买MBS被视为行政版量化宽松，旨在增加特定市场资产需求，当前两房分别持有约1250亿美元MBS，加上新购2000亿将触及4500亿美元上限，但该上限可被提升 [10][12] - 联储降息仍是特朗普内政拼图最重要一环，其通过司法部调查联储主席鲍威尔施加政治压力，试图影响货币政策 [12] - 特朗普的新联储主席人选（如凯文·沃什、里克·里德尔）对资本市场“越来越友好” [15] 对外政策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公约数” - 政策核心是攫取“美国国家利益、选民关切和自身政治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强调能源、粮食、枪炮等基本生存品战略 [16] - 军事上，通过“绝对决心行动”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意图建立美国主导的“西半球能源堡垒”，实行“以油维政” [16] - 对格陵兰岛的觊觎旨在满足个人政治诉求，并实现国家战略：获取稀土等战略矿产、建设算力基座（数据中心散热）、控制北极新黄金航道 [16] - 政策逻辑体现为“特朗普模式”——以去监管化、大规模减税和战略性关税为核心的“美国优先”经济民族主义，替代达沃斯全球主义模式 [17] - 谈判艺术表现为极限施压（如关税威胁），从“格陵兰岛风波”中“无成本”获利 [19] - 随着市场对威胁习惯，边际效用递减可能促使特朗普在核心议题上发出二次威胁，配合中选选情，可能引发对美国资产的抛售、长端美债利率走高、黄金上涨及美股流动性压力 [19] 延续AI的领先地位 - 特朗普要求AI企业展现“新的爱国精神”，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例如限制AI数据中心用电挤占民众和传统工业电网配额 [20] - 对内托底K型经济与对外战略掠夺，实质是为AI发展营造可持续的宏观环境 [21] - 电脑及周边设备占设备投资比重已持平科网泡沫时期通讯设备比重，数据中心占广义结构投资比重快速上升 [21] - AI企业外部融资至关重要，私募信贷对AI企业的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但相关贷款的信用利差并未与其他类别形成鲜明区别，风险正在聚集 [22] - AI热潮的持续性取决于企业能否兑现极高的盈利增速预期，当前股价涨幅远超债券定价水平，两者割裂凸显不平衡压力，可能出现股价大幅回调以实现风险溢价再平衡 [26] 政策成本与影响 - 行政手段（价格控制、利率上限、削弱央行独立性）在本质上与“现代货币理论”（MMT）相似，政策服务于经济现状 [27] - 行政逻辑可短期内战胜经济逻辑，但无法取消经济规律，被压抑的成本将转化为未来的通胀、违约风险及更高的系统性波动 [28] - 所有政策红利的成本，将由越发沉重的美国债务、不断透支的地缘政治信誉以及更加分化的经济表现共同承担，最终由美元信用承担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