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药物的行业背景与潜力 - ADC药物结合了单克隆抗体的靶向性、细胞毒性有效载荷和可控释放的连接子，实现了对癌细胞的精准杀伤，是“魔法子弹”理念的实践[2] - ADC的出现使癌症治疗从传统化疗转向更具针对性的方法，目前已有十多款ADC药物获批上市，另有数百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2] ADC在非小细胞肺癌（EGFR-TKI耐药）中的研究进展 - 一项贝叶斯网络荟萃分析确定了19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4039名参与者，评估了ADC在EGFR-TKI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疗效[5][6] - 分析表明，靶向TROP2的ADC药物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相较于传统化疗，显著改善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6] - 另一款靶向TROP2的ADC药物德达博妥单抗（Dato-DXd）也显示出具有临床意义的治疗效果[6] - Sac-TMT在无进展生存期方面，相对于几乎所有对照方案（包括基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双特异性抗体的策略）均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优势[7] - 研究结论认为，对于EGFR-TKI治疗后进展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Sac-TMT、Dato-DXd以及基于双特异性抗体的治疗方案是最有效且毒性可控的选择[7] ADC联合PD-1抑制剂在转移性尿路上皮癌中的研究进展 - 一项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评估了靶向HER2的ADC药物维迪西妥单抗（Disitamab Vedotin）联合PD-1抑制剂治疗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疗效与安全性，共纳入63例患者[9][11] - 患者平均年龄67岁，71.4%为男性，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为淋巴结[11] - 联合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RR）为71.4%，疾病控制率（DCR）为87.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0.5个月[11] - 治疗响应情况：19.0%（12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CR），52.4%（33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PR），15.9%（10例）患者病情稳定[11] - 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疲劳（36.5%）、贫血（34.9%）、瘙痒（33.3%）、周围感觉神经病变（28.6%）和恶心（28.6%）[11] - 仅11.1%（7例）患者出现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未观察到4级或5级不良事件[11] - 研究结论认为，该联合方案作为一线治疗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可控的安全性[12] ADC在晚期乳腺癌（HER2阳性和低表达）中的研究进展 - 一项多中心观察性真实世界研究评估了靶向HER2的ADC药物德曲妥珠单抗（T-DXd）在中国HER2阳性和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共搜集61位参与者数据[12][14] - 主要终点无进展生存期（PFS）在HER2低表达组为10.51个月，在HER2阳性组为10.18个月[14] - 次要终点方面，HER2低表达组客观缓解率（ORR）为37.93%，疾病控制率（DCR）为79.31%；HER2阳性组ORR为62.50%，DCR为87.50%[14] - 中位缓解时间（TTR）在HER2低表达组为1.28个月，在HER2阳性组为1.31个月[14] - 亚组分析显示，一线使用T-DXd治疗与增加的临床获益相关[14] - T-DXd治疗相关的主要不良事件为胃肠道反应和骨髓抑制，主要为1-2级，未报告严重4/5级不良事件[14] - 这是中国首个关于T-DXd治疗晚期乳腺癌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结果表明T-DXd可能是一种适用于不同HER2表达水平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有效且不良反应可控的抗肿瘤药物[15] 行业总结与展望 - 相关研究表明，ADC药物的应用范围已超出乳腺癌，展现出在泛肿瘤治疗中的巨大潜力[16] - 这些进展也显示了中国在ADC这一前沿治疗领域的创新能力[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