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2026年，海外主要经济体（美欧日）的财政政策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逆周期需求管理转向顺周期的供给侧扩张，核心目标聚焦于国防安全、产业竞争和供应链重塑[1][9] 这种“财政武器化”趋势与地缘政治深度绑定，在非衰退环境下同步加码，虽在短期内支撑经济增长韧性，但也导致债务风险持续积累并转化为流动性冲击，最终可能侵蚀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边界[1][5][6] 一、2025年全球财政立场转向：目标扩围与约束弱化 - 财政目标函数大幅扩围：从传统的需求侧管理（如救济、福利）扩大到供给侧重塑与安全，国防安全、产业扶持成为必选项，债务扩张更加刚性化[2][10] - 财政角色从被动平滑转向主动引导：扩张不再以经济衰退为触发条件，而是在经济未失速时出于政治、产业竞争及地缘安全需求主动加码，具有“跨周期”和引导周期的特点[2][18] - 制约财政扩张的约束力量减弱：一方面，在选票及地缘驱动下，海外政党主动约束债务的动力减弱，其纲领中支持财政扩张的内容占比已从70年代的10%升至2020年的20%[21]；另一方面，发达货币主权国几乎不存在实质性违约风险，债务风险实质转化为通胀预期上升、利率上涨、本币贬值和股市下跌的流动性风险，不足以阻止财政扩张[2][24] 二、2026年海外宽财政落地路径：三条主线与扩张特征 - 扩张力度高于一般年份：美欧日在非衰退情形下同步加码财政，2026年日本赤字率预计扩大0.8个百分点至3.2%，美国扩大0.8个百分点至6.8%，德国扩大0.9个百分点至4.0%，欧元区总体上升0.1个百分点至3.3%[3][95] - 扩张方向侧重供给侧投资，三条主线明确：有别于传统需求型财政，2026年扩张集中在国防安全、AI产业补贴和基建投资三条主线[3][51] - 国防支出扩张最为明显：美国2026年国防预算达101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4%，为2008年以来新高，并计划在2027年将支出抬高至1.5万亿美元（增速接近50%）[51][70]；德国国防支出达1082亿欧元，增速25.1%，为冷战后新高[51]；日本国防预算达9万亿日元，提前达成占GDP 2%的目标[51] - 战略产业投资大幅增加：日本将AI与半导体投资转为常态预算，2026年相关预算增至1.23万亿日元，是2025年的4倍[51][78]；美国通过税收激励扶持产业，2026年企业减税规模达1210亿美元，同比增长46%[60][64] - 基建投资加码：德国2026年联邦基建投资规模预计达1207亿欧元，是2023-2025年均值的2.0倍[51] - 扩张的持续性与刚性或被低估：国防、产业投资等支出本身具有长期性，横跨多年；政治周期（如美国中期选举、日本高市政权）和地缘安全驱动下，各国均可能持续加码，财政难以快速退坡[3][104] - 各国财政节奏与特征各异： - 美国：2026年二季度形成减税脉冲，减税总规模3960亿美元，同比增长47.7%，人均退税规模或增加700至1000美元，有望提振上半年经济增速[4][150]；支出集中在国防和基建，并通过关税（2025财年收入1949亿美元）等方式进行财政融资[74] - 日本：在高债务率（234%）环境下，2026年一季度开始发放总额11.7万亿日元的家庭及通胀补贴，旨在压低通胀，但财政增量效果可能相对偏弱[4][78][158] - 德国：是欧洲主要扩张国，2026年财政预算总额6338亿欧元，较2025年增长18%，增量集中在国防和基建，投资落地或集中在下半年[88][158] 三、宽财政的双面性：增长支撑与债务风险新特征 - 总量层面为经济增长提供韧性支撑：财政扩张预计拉动美国2026年GDP增速升至2.3%（财政贡献0.5-0.6个百分点），日本升至1.3%（财政贡献0.4-0.5个百分点），德国从0.2%抬升至1.0%-1.2%[112] - 经济增长逻辑被重构，典型周期规律或难回归： - 修复动力来自财政及产业政策，而非货币宽松，G10央行中2026年降息数量或由2025年的9家降至3家，利率环境仍将制约私人部门，复苏全面性存疑[121] - 产业链修复遵循安全优先逻辑，国防、半导体等公共支持链条走强，而地产、汽车等传统利率敏感链条持续低迷，美国地产销售因利率锁定效应比无此效应的情形低57%[131] - 经济“带病”修复，增长建立在债务透支基础上，债务风险与增长同步积累[127] - 债务风险形态发生根本转变，呈现四个新特征： 1. 风险形态转变：从信用违约风险转变为股债汇三杀的流动性冲击，核心体现为期限溢价及长端利率无序上升[5][167] 2. 冲击频率上升：2025年以来，因财政法案、政局动荡等引发的市场冲击事件频发[167] 3. 地缘风险与债务风险深度融合：地缘不确定性推高国防支出，并通过风险溢价与债务风险共振[5][171] 4. 风险不断积累而非出清：每次流动性冲击都在消耗市场与政策的承接能力，美债交易深度下降，买家结构劣化，直至某次冲击突破阈值[5][171] - 传统化债手段面临挑战，新思路聚焦需求与利率：财政整顿在当下政治地缘环境下难以实现；金融抑制与通胀化债所需的四大前提条件（如压倒性政治目标、受限资本流动）尚不成熟[6][174] 新的化债思路可能聚焦于：1）通过地缘行动（军费分摊、关税制度化、获取资源）重塑债务结构；2）扩大国内私人部门（养老金、银行等）购债需求；3）从供给端压降债务发行久期、设定财政锚以稳定市场预期[188][189] - 财政侵蚀货币政策独立性，美元信用长期承压：财政直接影响通胀与就业，干扰货币政策节奏（如美国因关税通胀推迟降息，日本因宽财政预期提前加息），并削弱央行使用利率调节总需求的能力[40] 解决财政问题的方式将决定央行独立性的边界，特朗普对货币独立性的试探可能持续，美元信用长期走弱的趋势或难以改变[6][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