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理解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需把握“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战略主动”三重导向，内需将经历“非典型复苏” [2][3] - 2026年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在于消费端的服务消费和投资端的“新”新基建与绿色转型 [2][4] - 服务业开放不仅是消费引擎，更是庞大的“投资蓝海”和创新舞台，将带动投资、促进就业、激发新业态 [6] 一、宏观政策与内需展望 (“夯实基础”与“全面发力”并重) - “夯实基础”指对“十四五”以来构建的产业体系、市场基础和制度框架进行巩固与深化 [3] - “全面发力”意味着在发展与改革相关领域，政策推进与落实的速度将会加快 [3] - “战略主动”导向体现在统筹国内经济工作与国际经贸斗争的主动性显著提高，以及开放相关领域的主动性明显提升 [3] - 2026年内需将从“信心筑底”逐步迈向“非典型复苏”，其特征为：物价水平逐步从螺旋式下行回归正常区间；宏观指标呈现显著结构性分化；复苏是伴随结构转型的渐进过程 [3] 二、消费端增长动力 (服务消费与新兴投资共同发力) - 当一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商品消费弹性变小，服务消费空间打开，这是经济发展自然规律 [4] - 从2024年底到2025年，服务业开放支持政策不断推进，被抑制的服务类需求有望得到有效释放 [4] - 服务消费的释放离不开相应物理场景支撑，中国在人均运动场地、文化设施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相关投资需政府积极引导 [6] - 2025年以来，政府在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预算支出稳步增长，正为服务消费创造基础条件 [6] - 具体产业机会可沿“人的基本需求”寻找，例如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一老一小”服务需求是永恒赛道，老龄化催生医疗、保健、适老化改造、精神陪伴等需求，年轻一代推动文娱、体育、终身学习等市场扩张 [6] 三、投资端关键方向 (在投资端，赵伟提出了三个关键方向) - 方向一：与未来新兴产业相关的持续投入，有望带来新增长点，例如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领域，中国已在部分环节建立起全球比较优势 [5] - 方向二：“新”新基建更侧重于提升经济系统效率，例如推进数字化以降低社会物流成本，加强大都市圈内交通枢纽建设，实现水、陆、空多式联运衔接，这类投资能直接作用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与全社会成本的下行 [5] - 方向三：绿色转型相关投入是“双碳”目标下的长期主线，包括碳计算、碳追踪等基础能力建设，生产企业通过技改升级实现的降碳改造，以及为适应新能源体系而进行的电网升级等 [5] 四、服务业开放的机遇 (服务业开放带来新机遇) - 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刺激消费，更能带动投资、促进就业、激发创新 [6] - 年轻人有很多好点子，政府需要创造一个更包容的环境，让他们的创造力在服务领域涌现，这将催生大量新业态 [6] -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有本质不同，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即时完成，这对供给模式、场景支撑、时间分配都提出了新要求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