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内需不足、价格偏低，是“投资于改革”的好时机，即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为结构性改革支付过渡成本，从而实现短期刺激与长期制度优化的双重目标 [5][10] 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背景 - 当前价格走势疲软，内需不足，CPI和PPI均处于较低水平，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 [7] - 实现温和通货膨胀有益处，包括稳定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名义价格 [7] - 传统财政刺激投资于“物”（如基础设施）的效果已减弱，各方强调“投资于人”，但面临挑战 [7] - “投资于人”的挑战包括：改善社会保障的措施具有不可逆性，需审慎评估其可持续性；直接向消费者发钱效果不明确；“以旧换新”等政策可能透支未来消费 [7] - 化解地方债务是可选路径，但可能引发道德风险，且由中央政府发债置换可能压缩未来中央财政空间 [8] “投资于改革”的概念与历史先例 - 提出“投资于改革”新概念，即在当前亟需财政刺激的背景下，将财政与货币政策资源用于支付关键领域结构性改革的过渡成本 [9][10] - 核心思路是将结构性改革与财政、货币政策统筹考虑，使短期刺激帮助克服改革障碍 [10] - 以20世纪90年代末的银行改革作为历史先例，当时在总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大规模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为深层次制度变革铺平道路 [11][14] - 1999年至2000年，一次性剥离不良资产达1.4万亿元，占当年GDP（8.21万亿元）的比重高达17%，但并未引发严重通胀 [11][12] - 该次改革同步推进了公司治理改革，构建了规范、透明、市场化的制度框架，为后续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创造了条件 [12][14] “投资于改革”的两个潜在方向 - 方向一：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16] - 地方政府债务制约地方发展能力，隐性债务风险较大，对市场预期产生负面影响 [16] - 地方政府付息压力沉重，土地财政收入下降，许多地方专项债项目收益低于融资成本，长期可持续性堪忧 [18] - 短期可考虑由中央发行国债置换地方债，同时货币政策部门需紧密配合，央行可通过适度扩表予以吸纳，减轻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18][20] - 必须同步推进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和融资平台的深层次改革，以避免道德风险，实现地方财政在常态下的基本收支平衡，并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18][19] - 方向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优先医疗保险） [17] - 医保的二元分割（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抑制居民医疗消费，制约健康产业发展，医保部门控费压力可能损害医药研发回报机制 [17] - 医疗服务发展空间大，能创造高质量就业，医疗保障不足是增长堵点 [17] - 职工医保覆盖约3.8亿人，居民医保覆盖约9.5亿人，两者待遇存在显著差距 [21] - 过渡方案测算：若将所有居民医保参保人的住院报销水平提升至职工医保标准，每年所需新增支出约为9000亿元；若在更广范围内缩小两项制度待遇差距，年增支规模大约为1.1万亿元 [22] - 长期愿景：随着就业结构优化，推动职工医保覆盖职工家庭成员，逐步弥合保障差距 [21] 政策实施的关键前提与机制设计 - 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推动结构性改革必须设定明确边界，仅在通缩压力显著时启动，预期风险消退后应果断退出 [23] - 资金用途必须严格限定为支付改革的过渡成本，而非弥补财政的长期不可持续，目标是通过改革提升财政长期可持续能力 [23] - 需高度依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紧密协同，央行需有效管理利率水平，确保政策传导顺畅 [23] - 必须有明确的退出机制和规则，强调改革是前提，财政与货币支持只是为改革创造条件，这与现代货币理论有本质区别 [23][24] - 若央行扩表所对应的债务利率低于名义GDP增速，则随着时间推移，该部分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自然下降 [20] - 政策应设定明确的退出条件和机制，核心政策目标是维持温和通胀，同时严防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20] “投资于改革”的潜在影响 - 在低通胀、需求不足的宏观环境下，适度增加财政支出的成本相对较低 [22] - 若将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医疗改革等民生领域，受益者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有望对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 [24][25] - 随着资产价格修复、就业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全体民众都将受益，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