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中国最富裕的五个省级行政单位（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连续两年（2024-2025年）出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同期GDP增速的现象，这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而是反映出居民收入增长面临现实且持续的挑战，本质上是宏观产出增长与微观居民获得感之间出现分化[1][2][4] 现象与数据表现 - 范围与持续性：2025年，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这“最富五地”的居民收入增速均低于同期GDP增速，差距超过0.4个百分点，这是继2024年之后连续第二年出现此现象[2] - 历史对比：2016-2023年间，最富五地的居民收入增速基本与全国保持一致，始终略高于或等于GDP增速，但2024年成为拐点[6][8] - 具体省份差异： - 上海：2025年GDP增速从5%上升至5.4%，但居民收入增速从4.2%降至4.1%，增速在全国31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其居民收入超9万元[8] - 北京：2025年GDP增速从5.2%上升至5.4%，但居民收入增速从4.5%下跌至4.3%[8] - 浙江与江苏：更早（2022年）出现居民收入增速跌破GDP增速的情况，此后差距缓慢扩大[8] - 杭州（浙江省会）：2025年居民收入首次突破8万元，但2016-2019年增速在7.8%及以上，2023-2025年增速分别降至5.0%、4.0%、4.2%，低于同期GDP增速至少0.6个百分点[9] - 全国背景：2025年全国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持平，但除最富五地外，全国还有8个省份也出现了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2] 原因分析 - 宏观与微观的温差：GDP增长更多来自资本深化、技术进步、龙头企业利润等，而居民收入直接对应家庭就业、薪酬与财富收益，当增长增量更多沉淀在企业利润和税收，或集中在资本回报更高的部门时，向居民部门的传导就会偏弱[3][4] - 发展阶段与结构：高收入省份普遍进入工业化后期与服务业主导阶段，增长更多依赖资本与技术，就业吸纳和工资增长对GDP的弹性相对下降，居民在初次分配中分享的增量不一定与产出同步[12] - 结构性约束：外需波动、地产调整、中小企业经营压力等因素，使企业在扩岗和加薪上更趋谨慎，削弱了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动能[13] - 财产净收入拖累：2025年最富五地的财产净收入（如利息、分红、租金）增长普遍低迷甚至为负，成为收入增长的拖累项，例如上海2024年人均财产净收入下降2.3%，北京2025年仅增长0.7%[13][14] - 高基数效应：富裕地区此前受益于移动互联网与房地产发展，居民收入增速曾高于GDP，但近年发展模式调整，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高增速面临挑战[13] 收入构成与关键动力 - 收入构成：人均可支配收入包含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部分[11] - 工资性收入的主导作用：在绝大多数省份，工资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60%以上，是拉动收入增长的主动力，2025年最富五地的工资性收入增速均超过居民收入增速，但仍低于同期GDP增速[11][12] - 具体案例：2025年北京人均工资性收入57376元，占可支配收入比重64.4%，同比增长4.9%，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73.6%[12] 未来展望与提升路径 - 政府目标：多省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目标，除天津外，其余四省份GDP增速目标均在5%及以上[16] - 增速预测：2026年居民收入增速较2025年水平可能小幅回升，向5%附近靠拢，实现基本同步，但受结构与周期制约，显著反弹并持续超越GDP增速的概率不高[16] - 提升路径： - 核心是工资性收入：多位专家认为应主要从提升工资收入角度出发，通过稳就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规范灵活就业薪酬保障、产业升级扩容高附加值岗位来巩固这一主支柱[17] - 需改善分配机制：有观点指出劳动者与企业利润比例偏低，需通过工会代表劳动者进行谈判协商来推动工资分配机制调整[17] - 补充非工资性收入：也有观点认为需提升非工资性收入，如通过稳定房地产市场、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模式来改善财产净收入；通过完善消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环境来改善经营净收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