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在于通过分析中国“央行不扩表、银行资产扩张、显性财政扩张”的实践经验，来理解美国潜在的“沃什路径”（降息+缩表），并探讨其对中美两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2] - 中国经验表明，在央行不扩表的背景下，通过优化货币操作与金融监管以管理流动性，以及稳定通胀预期，可以实现财政扩张而长端利率不上升，这为美国实施“沃什路径”提供了参考[2][3] - 对于美国，实施“沃什路径”并避免国债利率上行需在流动性安排（优化监管与货币操作）和稳定通胀预期（紧缩需求或提升供给）两方面做出努力；对于中国，美国的经验则启示需重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外生货币的作用与供给侧改革的结合，以及总量与结构性政策的协同[3][40][44] 中国经验分析 - 核心特征：过去几年（2019年底至2025年底），中国货币政策组合可概括为“银行扩表+央行不扩表”，同期财政扩张，但10年期国债利率从3.14%降至1.85%[5] - 数据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央行总资产占GDP比例约34.4%，较2019年末（36.9%）低2.5个百分点；商业银行总资产占GDP比重从287.6%增至337.9%；政府债占商业银行总资产比例由10.6%升至15.8%[5] - 成功原因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流动性方面，央行为银行承接国债提供了有力支持；二是基本面方面，中国的通胀预期并未上升[6] 流动性管理经验 - 不同购债主体的流动性影响：央行购债创造基础货币（最宽松），银行购债创造广义货币M2（中等），非银购债不创造货币（最紧张）[8] - 中国的具体实践（四方面）： 1. 减少流动性约束：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银行超额准备金以支持其购债。2019年底至2025年底，大型机构存准率由13%降至9%，中小机构由11%降至6%，“十四五”期间通过降准释放约7万亿元流动性[8] 2. 减少资本约束：中国监管对国债配置无类似美国SLR的严格总敞口约束，银行购债主要受风险资本监管，而国债风险权重为0，因此资本约束较小[12] 3. 支持全资金市场：央行向银行投放流动性，银行再通过回购市场向非银融出资金。2019年底至2025年底，质押式回购月成交量从74万亿元增长至183万亿元[12] 4. 引导利率预期：通过货币政策引导市场短端利率预期下降，降低银行资金成本预期[12] - 应对新挑战：针对银行因承接长久期国债导致的久期错配（ΔEVE/一级资本接近15%阈值）问题，分析认为可从全局政策有效性出发灵活执行监管，或技术上调整利率冲击假设（中国平行利率冲击假设可考虑从225bp调至150-200bp），亦可参考日本经验适当上调监管阈值[16][19][20] 基本面与通胀预期管理 - 通胀预期的重要性：通胀预期不稳定会影响短端利率预期路径和期限溢价，引发对货币政策反应及财政扩张可持续性的担忧[25] - 中国稳定通胀预期的实践： 1. 伴随信用紧缩：2019年底至2025年底，私人部门社融同比增速从10.1%降至6.1%，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从12.3%降至6.4%，居民通胀预期从1.5%降至-0.3%左右，有效抑制了通胀预期上行[28][29] 2.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期，中国科技创新与工业规模化能力显著进步。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5名升至第10名；R&D开支全球第二，PCT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翻倍，超过美、日、德三国总和近三倍[30][33][36] - 控制通胀预期的两种理论解法：一是总需求受到负面冲击（信用紧缩），二是总供给持续扩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国综合运用了这两种方式[3][28] 对美国的启示与操作建议 - 流动性安排优化：若美联储缩表，需其他金融机构扩表接纳国债。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大逆回购支持以国债抵押融资、设立针对财政部一般账户（TGA）的流动性工具、调整SLR监管要求（如将美债从分母剔除）、敦促财政部缩短发债久期[21][38] - 中美金融体系差异：美国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债市场边际定价者多为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高杠杆非银机构，其流动性更依赖回购市场融资能力，因此管理非银流动性挑战是关键[22] - 稳定通胀预期的路径： 1. 路径一（紧缩信用）：经济自然走弱可能导致更坚决的降息，实际利率或下行，但非政策本意[38] 2. 路径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供给能力，是更合意但难度更大的选择，可能使实际利率上升[3][39] - 对沃什路径的评估：该路径理念偏向“小政府、大市场”，但文章指出美国当前问题根源或需后凯恩斯主义的分配改革，而非简单回归自由市场，因此沃什理念与经济改革要求可能存在不一致[40] 对中国的启示 - 重视政策传导与退出成本：监管设计、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可协助货币政策传导，但需考虑退出路径的成本。美国在疫情期间放松监管并央行扩表后，仅宣布“缩表”即引起市场波动，此经验值得借鉴[40][41] - 协调外生货币与供给侧改革：美联储量化宽松（外生货币投放）对扩大需求、提振通胀预期非常有效。中国在经济需求偏弱时可考虑适度增加外生货币投放，但必须同步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确保需求增长转化为经济效率提高，而非积累贸易赤字[41][42] - 协同运用总量与结构性货币政策：总量性货币政策（如利率、准备金率）用于稳定宏观环境和周期，结构性货币政策（如再贷款、专项工具）用于定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两者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需协同发力[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