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交易本能如何撼动商业和美国政府?
财富FORTUNE·2026-03-16 21:05

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首年,以商业交易思维重塑美国政商关系及国际政策,其行事风格以“一对一交易”、“保持不可预测性”和“重框架轻细节”为特征,对全球企业、贸易体系和美国国内治理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 [1][5][40] 特朗普政府政策与交易案例 - 英伟达交易: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戏剧性转向,允许英伟达向中国销售旗舰芯片H200,条件是英伟达需将每颗芯片销售额的25% 上缴美国政府作为分成 [1]。此前在2025年7月,政府已撤销对华销售H20芯片的禁令,条件是将相关收入的15% 上缴美国财政部 [30][36] - 关税政策: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首年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冲击了数百万家企业的商业模式 [2]。2025年4月,其对57个国家实施“对等关税”作为谈判起始要价,这种一对一谈判模式正在给全球企业和经济秩序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 [25] - 股权收购与特殊控制权:2025年,美国政府通过直接收购股权或认购期权的方式涉足九家企业 [13] - 以4亿美元收购稀土公司MP Materials的控股权,并签订十年独家采购协议 [27] - 在批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的交易中,要求美国政府获得“黄金股”,即对公司独立董事任免及设施选址的一票否决权 [12][26] - 英特尔以向美国政府出让9.9% 股权为条件,换取89亿美元资金 [35] - 其他关键交易: - 苹果公司承诺未来四年向美国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以换取一项可能导致iPhone售价翻倍的进口芯片关税被豁免 [33] - 九家制药公司与政府达成旨在降低药价的协议,特朗普与每家分别进行谈判,条款未公开 [39] - 天空之舞传媒收购派拉蒙案因支付1600万美元与特朗普达成诉讼和解才获推进 [3] - 哥伦比亚大学为恢复4亿美元联邦科研经费,需向政府提供申请者的细分数据 [31] 商界反响与影响 - 部分企业领袖支持:科技界高管如OpenAI的萨姆·奥尔特曼和苹果的蒂姆·库克公开赞扬特朗普支持商业与创新的环境 [4]。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甚至向特朗普颁发“年度销售之星”奖杯,特朗普自称卖出了上千架波音飞机 [4] - 整体信心下滑:根据《财富》与德勤的调研,在特朗普治下一年后,对其所在行业感到“乐观或非常乐观”的高管比例从61% 降至47%;持悲观态度的比例从10% 翻倍至22% [4]。78% 的受访者认为关税对美国竞争力“风险远大于收益” [4] - 监管与不确定性:商界赞赏监管松绑政策,但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和交易型风格带来了更高的不确定性 [4][5] 特朗普的领导风格与商业思维 - 三大特质:痴迷于一对一交易;精心运筹的不可预测性;热衷于锁定交易框架而疏于深究细则 [5] - 商业思维治国:特朗普将商业谈判中的核心策略带入白宫,将政府视为商业实体,更关注扩张权力体系和充实联邦财力,而非传统的公共政策解决方案 [9][10]。其自我认知为“交易的一生”,享受不可预测性让对手站不稳脚跟 [9] - 治理挑战:这种模式在需要快速打破陈规时是长项,但在需要协同多方伙伴、凝聚联盟和深谋远虑的复杂治理问题上显得步履维艰 [21]。其依赖行政命令和一对一交易达成的政策,可能在其离任后迅速失效 [22] 对行业与公司的具体影响 - 科技与半导体行业:英伟达的交易案例显示,公司可能通过接受高额分成来换取市场准入,但此类安排涉嫌违宪 [11][36]。英特尔通过出让股权获取资金 [35] - 制药行业:九家制药公司在特朗普亲自介入下,通过分别谈判达成降价协议,过程迅速(如辉瑞谈判耗时十天),但条款不透明 [9][39] - 制造业与国防:波音公司成为特朗普大力推销的对象 [4]。国防预算计划大幅扩充,声称由激进贸易政策提供资金,但分析指出关税收入不足以匹配其增幅 [10] - 教育机构: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为获取联邦经费,需向政府提供详细的申请者数据 [31] 国际关系与全球贸易 - 双边交易思维:特朗普摒弃多边框架,执着于与每一个国家进行一对一谈判,例如与185个国家逐一进行关税谈判,而非与区域贸易集团协商 [17][40]。修订《美墨加协定》也选择分别会见墨西哥与加拿大领导人 [17] - 国际冲突中的应用:在解决俄乌战争等问题上,尝试与冲突双方分别达成交易,而非采用多边协作策略,但进展有限 [18]。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行动也被包装为具有“投资回报率”的项目 [18][19] - 全球规则面临解构:这种模式正在系统性削弱战后稳定的全球贸易体系,迫使全球企业在更复杂、更动荡的规则碎片中运营 [40] 经济与财政影响 - 财政收入:关税带来可观收入,在落地半年后将2025财年预算赤字缩减了约10% [10]。英伟达交易中的分成也是政府新财源 [1] - 成本与风险: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的经济总成本可能高达2100亿美元 [19]。政府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使纳税人承担直接财务风险,且其战略收益不明确 [13] - 深层结构性问题:特朗普的“快交易”模式无法解决美国国债增速超越经济增速、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将在2033年枯竭等深层结构性难题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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