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在A股市场指数走强、日均成交额超1.5万亿元的背景下，证券行业营业部数量却持续收缩，已回落至2018年约1.13万家的水平，行业正从“跑马圈地”转向“提质增效”的结构性优化阶段 [1][2][4] 行业整体趋势：营业部数量收缩与原因 - 营业部数量在2021年达到1.18万家的峰值后开始下降，截至2025年末为1.13万家，回落至2018年水平，较2015年的8170家，六年间峰值增幅达40% [3][4] - 数量由增转减的主要原因包括：行业佣金率从高佣金时代降至1.5‱—2.5‱，而线下网点刚性成本高；业务同质化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于客户争夺，陷入“增规模不增利润”困局 [4] - 数字化浪潮是关键变量，90%以上基础业务可通过APP完成，线上成为重要获客来源，互联网券商模式打破了“网点越多竞争力越强”的传统逻辑 [4] - 财富管理转型也在倒逼网点进行自我重新定位 [4] 网点撤并的策略与未来展望 - 券商普遍采用两种思路撤并网点：一是撤并市场容量小、竞争激烈、发展潜力不大、服务半径重合的网点；二是撤并经营状况不佳、发展前景不足的网点，通过区域整合提升经营质效 [5] - 行业更倾向于设立分公司，新设分公司数量超过撤销数量；传统营业部则呈现收缩态势，新设数量低于撤销数量 [5] - 行业网点调整已进入结构性优化阶段，未来将呈现“总量趋稳、结构分化”特征，核心城市保持一定密度，非核心区域通过轻型化、智能化维持服务覆盖 [5] 区域分化：资源向发达地区集中，低线城市撤点多 - 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集中趋势明显，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五地营业部合计占比从2015年的42.23%增长至2025年末的近45% [7] - 多达12个地区的营业部数量已退回至2017年左右水平，6个地区退回至2015—2016年水平，包括东北三省、甘肃、青海、广西等 [8] - 以广西为例，2025年末共有161家营业部，接近2015年末的158家，较2018年高峰时期的211家显著下降，非核心城市网点首当其冲被裁撤 [8] - 广西大部分设区市网点数量下降，县域网点数量明显下滑，区内51家证券公司中仅有2家保留县域网点，县域分支机构仅剩20家，较2019年下降近40% [8] - 河南、湖南等省份的三线及以下城市也面临券商“撤点”，例如河南信阳过去5年减少4家分支机构至11家 [9] - 仅有陕西和海南两省营业网点数量逆势增长并于2025年创下新高，其中陕西2025年末有303家营业部，海南有87家，受益于地方政策红利 [9] 券商战略差异：头部与中小券商布局分化 - 在非发达地区，头部券商与中小券商布局策略差异明显，近十年有超过10家中小券商在广西拥有1—2家网点，但在2019年后均逐步撤销退出，而部分大型券商仍积极抢占市场 [11] - 中小券商在撤点潮中动作突出，例如爱建证券、中天国富证券等从河南、四川、湖南等人口大省撤离，在湖南株洲、四川绵阳等地也有多家中小券商退出 [11] - 大型券商的全国网点收缩幅度较为有限，在四川、湖南等地分支机构数量基本保持平稳，在河南、辽宁地区也只是小幅减少 [11] - 券商布局逻辑转向三大方向：一是深耕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核心区域；二是强化上海、深圳、杭州等中心城市；三是深入产业园区、经贸区等 [12][13] - 中金财富对营业场地实行三级分类管理，在同城多网点布局的城市采用“旗舰+卫星”模式 [13] - 开源证券逆势新设网点，以打造“十分钟服务圈”为目标，优先聚焦高潜力区域 [13] 本土券商角色：坚守普惠与区域深耕 - 区域本土券商凭借多年深耕的网点根基，在经济薄弱地区践行普惠金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外地中大型券商难以企及的功能性覆盖 [14] - 例如在四川，华西证券、国金证券、天府证券近五年分支机构数量基本稳定；在河南，2025年县级市分支机构中，中原证券占比超过80% [14] - 本土券商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约3亿的农民市民化群体及大众富裕阶层是巨大的“蓝海”市场 [15] - 以国海证券为例，广西网点数量减少进一步凸显其线下服务覆盖优势，公司开展“金融下乡”投教服务，并聚焦糖业、铝业等区域产业，用期货手段实现风险管理 [15] - 挑战在于部分头部券商持续加强区域布局并采用“价格战”，且中小券商在金融科技、财富管理能力上与头部有差距，区域高端金融人才储备也相对不足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