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内需情况回顾 - 商品消费：头部六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2025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2万亿元，占全国比重46.3%，较2021年提升1.3个百分点，内需增长“稳定器”作用增强[2]。其中，江苏以46394亿元规模首次超越广东成为社零第一大省[7]。六省中，山东、四川、河南社零增速超过5%，山东是唯一增速超过年初目标的省份[7]。 - 服务消费：与2019年相比，我国2024年服务消费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提升2.2个百分点[8]。头部六省中，广东、浙江、山东、四川的服务消费占比较2019年分别提升1.0、2.2、2.3、2.8个百分点，江苏持平，河南下降1.1个百分点[8]。 - 固定资产投资：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罕见的负增长，同比下降3.8%[2][48]。头部六省中仅河南实现正增长（4%）[2][8]。尽管多数省份投资增速下降，但结构性亮点突出，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及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2]。例如，广东软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大幅增长24.9%，江苏设备购置投资增长9.1%，浙江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6.2%和8.5%，山东技改投资增长5.3%，四川工业投资增长7.3%，河南制造业投资增速达到12.3%[8]。 2026年总体政策基调 - 政策导向转变：2026年，头部六省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出现明显变化，从2025年侧重“稳增长、扩总量”的短期刺激，转向更加注重“拓展增长空间、挖掘经济潜能”的中长期结构优化[3]。政策思路由需求侧发力转向供需协同推进，更强调以供给升级和场景创新带动需求释放[3]。 - 核心表述变化：2026年政策表述更多强调“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挖掘经济潜能”和“做强内需主动力”，意味着内需的定位从追求短期增量转向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韧性[14]。各省对“供需协同”的要求明显强化，例如广东提出“供需高水平动态适配”，山东、四川强调“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14]。 2026年促消费政策重点 - 政策纵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基调从2025年的“扩围增量”转向2026年的“提质增效”[3][18]。2025年，该政策通过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提供资金支持，惠及3.6亿人次，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超过2.6万亿元[18]。其中，浙江带动销售额超3000亿元居全国首位，广东、江苏分别达2642亿和2300亿元[18]。2026年政策变化包括：从补产品延伸至补生态（如落实居民增收计划、完善休假制度）；从补购买转向补使用（如推出家电能效动态补贴、新能源汽车充电费用返还）；以及从促消费到促循环（如投资建设便利化设施以释放需求）[18][19]。 - 消费场景化：政策注重将消费行为嵌入具体场景以激发服务消费潜能[3][20]。以文旅体育场景为例，六省大力发展“票根经济”[21]。例如，广东举办十五运会，直接带动消费662亿元，拉动体育用品零售额增长28.6%；江苏“苏超”联赛前6轮赛事带动多场景收入380亿元；四川成都2025年举办大型演唱会134场，直接带动综合性消费超63亿元，跨省游客占比超40%，音乐产业产值突破630亿元[21]。山东、浙江、河南则通过举办地方性或乡村赛事（如RBA、V超、浙BA、豫BA）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潜力[21]。2026年各省将继续拓展赛事演艺、首店首发首秀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22]。 - 人群精准化：政策结合不同人群画像提供差异化服务[3]。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消费模式可分为四类：Z世代（18-30岁）倾向悦己型消费，是新消费场景的主要受众；“三明治”一代（30-60岁）受家庭刚性支出约束，是“两新”政策的主要支付主体；银发族（60-75岁）对旅游、社交等体验型服务消费倾向高；高龄老人（75岁+）需求集中于适老化改造、康养医疗等基础型消费[26][30]。各省政策侧重因省而异：广东因人口结构年轻（65岁以上老人占比仅10.2%），重点发展宠物经济、动漫周边等改善型消费；江苏老龄化程度高（65岁以上占比18.8%），侧重康养服务和适老化用品；山东侧重家庭责任与集体社交；河南作为劳动力流出大省，重点满足县域“一老一小”的基础型服务需求[32][33]。银发经济方面，政策正从点状需求向产业经济转型（如支持建设银发经济产业园）并推进数字化转型（如推广智慧养老社区）[31]。 2026年扩投资政策重点 - 投资目标转向效益：2026年，投资目标在保持较高强度的同时，更加突出项目质量、投资效率和可持续性[4][36]。头部六省中仅广东、河南设定了“5%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37]。政策关键词转向“有效投资”、“投资效益”，并强调避免“内卷式”竞争、低效无效投资[42][43]。广东、山东、四川提出探索“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浙江、四川提出“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43]。 -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明显向新型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和“投资于人”倾斜[4][36]。新基建成为重要增量，各省强调完善新型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体系[45]。例如，广东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包括无人驾驶设施、充电桩（50万个以上）、算力中心等；山东、河南、四川也明确了清洁能源、数字网络、低空基础设施等建设重点[45]。产业投资权重提升，浙江2026年首批重大项目中产业项目数占比达58%，并计划招引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3000个以上；四川推动京东方、惠科等重大产业项目投产[45]。此外，广东、山东提出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浙江、四川强调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46]。 - 强化民间资本参与：面临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问题（2025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4%）[48]，2026年政策从三方面激发民间投资活力[4]。一是放宽市场准入，如广东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所有可能领域，浙江实行“非禁即入”，四川提出破除隐性壁垒[51]。二是扩大重大项目参与度，如浙江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100个以上，并规定其在海上风电、核电等项目中参股比例不低于10%；江苏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技术、新基建等新赛道拓展[52]。三是强化要素保障，如浙江承诺专项产业基金、新增能耗和用地指标支持民间投资项目的比重不低于80%；河南优化贷款贴息政策；江苏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推进基础设施REITs拓宽社会资本渠道[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