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正处于从“大稳定”向“大动荡”时代转变的长周期末期，其特征包括美国社会分化、民粹主义盛行、对外输出矛盾、地缘动荡加剧及全球秩序面临挑战 [1] - 美国通过贸易战等方式试图解决内部矛盾并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但效果适得其反，其制造业回流困难，同时加剧了全球“去美国化”趋势 [8][9][16] - 面对变局，中国凭借产业链优势和工程师红利，在新能源等领域实现领先，并在芯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快速缩小差距，致力于产业链重构和国产替代 [16] 一、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美国：社会分化明显，酝酿反全球化的力量 - 美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24年前20%家庭与后20%家庭平均收入差距为17.4倍，而1974年为10.3倍 [4] - 1980至2023年间，美国前1%人口拥有的总收入占比从10.4%上升至20.7%，而后50%人口的总收入占比则从20.1%下降至13.4% [4] - 财富集中度极高，2025年美国前10%的人持有88%的股票资产，底层50%的人基本没有股票 [4] - 2021年美国前1%家庭财富占比达32.3%（1989年为23.6%），后50%家庭财富占比降至2.6% [4] - 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科技与金融产业受益，而中低端制造业外迁导致蓝领工人受损 [5] - 货币超发与通胀（如2008年QE和2020年无上限QE）推高资产价格，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5] - 收入差距扩大孕育了民粹主义，其指数自2010年以来快速上升，接近1930年代最高水平 [5] 二、对外输出矛盾的美国：把内部矛盾对外输出，贸易战无法解决制造业回流 - 美国将国内矛盾向外输出，贸易战成为赢得选举的重要策略 [8] - 2018年关税战以来，美国通胀与地价房价上升，削弱了制造业竞争力 [9] - 2018至2024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1.35%降至10.25%，降低了1个百分点 [9] - 同期，美国贸易赤字从9434.4亿美元上升至12947.9亿美元 [9] - 美国制造业回流几乎不可能，因其成本高、缺乏全球比较优势，全球制造业格局呈“中国+N”趋势 [10] - 美国近半数在职人员未接受高等教育（25岁以上公民中仅38%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制造业衰落使其就业与生存境况下降 [10] 三、对全球大打关税战的美国：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盟友关系破裂，世界秩序空前混乱 - 特朗普政府2025年上台后对全球（包括传统盟友）大打关税战 [11] - 欧洲和亚洲对美国的关税战怨声载道，西班牙前工业部长称欧中应联合应对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家 [14] - 美国许多学者对政府的贸易战和敲诈盟友行为感到丢脸，上百位主流经济学家联名反对其政策 [16] - “美国在去全球化，全球在去美国化”，各国抛售美债、加仓黄金、加大军备并重构供应链以减少对美依赖 [16] - 中国凭借完善的产业链和工程师红利，在新能源领域已遥遥领先，并在芯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快速缩小差距，推动国产替代 [16] - 美国的欧洲和日本盟友因供应链短板和军事安全依赖，在贸易战中更被动且伤害更大 [17] 四、政策鹰派的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单边主义榨取利益，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 特朗普政府延续“鹰派共识”，核心策略是通过极限施压和单边主义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19] - 核心智囊如斯蒂芬·米兰将关税定义为抹平贸易差额的“战略武器”，其“成本分担”理论为高关税政策背书 [20] - 美国试图在不改变美元地位的前提下，迫使他国承担美元体系的维护成本 [20] - 美国从强调自由贸易转向“利益优先”，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角色发生转变 [20] - 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创下12947.9亿美元的新高，主要逆差来源包括中国、欧盟、墨西哥等 [21] 五、仍然有活力的美国：对创新支持和包容，被高通胀和结构性失业困扰 - 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表面繁华且有活力，白人族群优越感和自信心强 [23][24] - 社会充满活力与开放，但大部分民众更关心就业、物价等个人生活，而非政治 [24][26] - 美国在法治、创新包容、基础教育及创业支持方面仍然强大，是世界上许多原创性创新的来源地 [27] - 美国燃油车渗透率超过90%，远低于中国，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后发先至 [27] - 当前美国经济被高通胀和结构性失业问题所困扰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