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世界正处于从“大稳定”向“大动荡”时代转变的大周期末期，全球化、自由贸易和现有世界秩序面临挑战[1] - 美国内部社会分化与财富差距扩大，是民粹主义兴起和对外输出矛盾（如关税战）的根本原因[4][6] - 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未能解决其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反而可能加速全球“去美国化”进程[9][17] - 中国凭借完善的产业链和工程师红利，正在关键科技领域实现快速追赶和国产替代[17] 一、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美国：社会分化明显，酝酿反全球化的力量 - 美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24年前20%家庭与后20%家庭平均收入差距为17.4倍，远高于1974年的10.3倍[4] - 财富集中度加剧，2025年前10%人口持有88%的股票资产，底层50%人口基本没有股票[4]；2021年前1%家庭财富占比达32.3%，而后50%家庭占比仅为2.6%[4][5] - 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科技（硅谷）和金融（华尔街）产业受益，而中低端制造业外迁导致蓝领工人受损[6] - 货币超发与通胀拉大贫富差距，2008年QE和2020年无上限QE推高资产价格，底层民众承受高利率、高通胀、高房价压力[6] - 收入差距扩大孕育民粹主义，2010年以来美国民粹主义指数快速上升，接近1930年代最高水平[6] 二、对外输出矛盾的美国：把内部矛盾对外输出，贸易战无法解决制造业回流 - 美国将国内矛盾向外输出，贸易战成为大选赢得选票的策略，以迎合未受高等教育群体（约1.5亿人）的就业焦虑[9] - 2018年关税战以来，美国通胀和地价房价上升，削弱了制造业竞争力，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1.35%降至10.25%[10] - 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从2018年的9434.4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12947.9亿美元[10] - 美国制造业回流困难，成本高且缺乏全球比较优势，全球制造业格局呈“中国+N（越南、墨西哥等）”趋势[11] - 美国近半数在职人员未接受高等教育（25-64岁年龄段中仅53.7%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制造业衰落使其生存境况下降[11] 三、对全球大打关税战的美国：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盟友关系破裂，世界秩序空前混乱 - 特朗普政府2025年重返白宫后对全球大打关税战，包括传统盟友，试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和极限施压谋取利益[12] - 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盟友关系破裂，欧洲和亚洲对美国的关税战怨声载道[15] -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政府政策，2025年上百位知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关税战和罢免美联储理事等事件[17] - “美国在去全球化，全球在去美国化”，各国抛售美债、加仓黄金、加大军备并重构供应链以减少对美依赖[17] - 中国凭借完善的产业链和工程师红利，在新能源、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实现国产替代和技术闭环[17] - 欧洲和日本等盟友因供应链短板和军事安全依赖美国，在贸易战中更为被动[18] 四、政策鹰派的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单边主义榨取利益，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 特朗普政府延续“鹰派共识”，核心策略是通过极限施压和单边主义重塑全球贸易格局[20] - 核心智囊如斯蒂芬·米兰将关税定义为“战略武器”，其“成本分担”理论为高关税政策提供背书，并深度参与对华及对盟友的谈判框架设计[21] - 美国从强调自由贸易转向“利益优先”，2024年商品贸易逆差创下12947.9亿美元的新高[22] - 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包括中国、欧盟、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度和泰国[22] 五、仍然有活力的美国：对创新支持和包容，被高通胀和结构性失业困扰 - 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社会繁华且有活力，对创新包容并支持创业[23][28] - 纽约等大都市摩天大楼林立，城市充满活力，文化开放，个人主义盛行[25] - 美国大部分民众更关心就业、物价和生活，而非政治[27] - 美国在燃油车领域渗透率较低（90%以上），落后于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后发先至[28] - 美国的强大体现在法治、对创新的包容、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创业的支持，许多原创性创新（如芯片、光伏、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源于美国[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