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世界中国学是涵纳“历史的中国之学”和“当代的中国之学”于“世界之中国”背景下的研究领域，其本质是文化间的交流与文明互鉴 [8] - 构建“中国叙述”需要跳出西方形而上学“同一律”思维，回归“相与而共”、“由共释同”的底层逻辑，其本质特征是“对话性” [13] - 通过中西学者间的思想对话，能够发现被忽略的问题，激活新的研究维度，形成完整的学术链条 [9] 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影响 - 文学作品积淀了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记忆，是理解一种文化生态的直接入口，其生动的故事和独特叙述方式能将传统价值观和社会风貌呈现给不同阶层的受众 [4] - 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前，其推荐书单中与中国相关的两本书均为文学作品：《赵氏孤儿》和《好逑传》 [5] - 《赵氏孤儿》在西方流传甚广，影响了伏尔泰等重要思想家，成为西方认知中国伦理观念和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 [5] - 19世纪中叶后，西方学者开始借助西方文学史观念梳理中国文学历史，如英国汉学家翟里斯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声称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 [5] 中西思想对话与学术互动 - 世界中国学特别强调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西方汉学家提出问题的方式、关注角度和切入方法与中国学者不同，这种差异是对话的机缘，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间 [9] - 普林斯顿大学学者柯马丁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提出“早期中国文学”的观点，如中国象形文字核心是表音而非表意，《诗经》篇章的关键意义在于“仪式性的表演”，这些观点可能催生新的研究维度 [9] - 西方学者的研究需要中国学者回应以形成完整链条，例如法国汉学家沙畹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投龙”祭祀活动，但直到中国学者李零、渠敬东得到博物馆支持，在文献回溯中展示出“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文化叙述，才说透了该问题 [9] 语境还原与跨文化解读 - 许多涉及中国文化和典籍的研究需要还原到中国语境才能通透解读，例如日本高僧道元所著《正法眼藏》将汉语流传的“禅思想”改换成日文表述，被认为晦涩难懂，后经旅日中国学者何燕生翻译回汉语，还原中国佛教术语与思维逻辑，其内涵才真正被理解 [10] - 在不同语言对同一思想的表述差异中，能发现被窄化的内涵和跨文明思想的共通逻辑，例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将《论语》中的“恕”翻译成RECIPROCITY，与朱熹“推己及人”的注解高度契合，但《说文解字》中“恕”是形声字，并无此意，这体现了概念在双向阐释中产生的“思想语法” [11] 中国叙述的构建与意义 - “中国叙述”不仅是叙述内容，更是叙述本身，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跳出西方“同一律”思维，回到“相与而共”、“由共释同”的叙述方式，才能理解“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人类文明多样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 [13] - 当今世界任何单一概念系统都不足以作为问题的真正出发点，因此任何文本都只能是“互文本”，任何言说都只能是“对话”，而“对话性”正是“中国叙述”的本质特征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