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 报告未提及行业投资评级相关内容 报告的核心观点 - 危地马拉财政政策稳健但支出需求大，需在不损害财政责任的前提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支出以促进增长和减贫 [22] - 该国需以高效公平的方式增加收入，有提高税收收入2 - 3个GDP百分点的空间，可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方面改革 [23][27] - 提高支出效率是加强财政政策的第一步，可助力税收改革共识的形成 [32][35] - 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财政政策对增强韧性至关重要 [36] - 加强财政风险管理，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有助于实现更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投资级评级 [43]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执行摘要 - 危地马拉财政责任记录良好，主权风险评级在中美洲最低，2021 - 2024年预算中央政府预算赤字平均占GDP的1.3%，2024年公共债务存量占GDP的26.4% [22] - 政府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在不损害财政责任的情况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支出，该国收入和支出过低，难以缩小基础设施差距和加速减贫 [22] - 危地马拉若不增加收入，将无法大幅扩大公共投资、改善社会成果并长期保持财政责任，增加支出可持续性需永久增加收入 [27] - 该国税收收入有提高2 - 3个GDP百分点的空间，2022年税收收入占GDP的14.4%，低于地区和同行平均水平 [27] - 分析显示危地马拉有多种公平高效增加税收收入的机会，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改革需立法支持和政治共识 [27][30] - 任何财政政策变化都应基于可信、沟通良好的中期计划，政府应制定明确的中期支出和债务战略 [31] - 提高支出效率有助于形成税收改革共识，初步分析显示危地马拉公共支出在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存在低效问题 [35] - 将气候变化纳入财政政策对增强韧性至关重要，危地马拉在这方面已做努力，但仍需克服一些挑战 [36][38] - 加强财政风险管理，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有助于实现更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投资级评级 [43] 引言 - 危地马拉宏观经济稳定，是发展的重要资产，2015 - 2019年实际GDP平均增长3.5%，通胀平均3.7%，财政赤字平均占GDP的1.6% [54] - 该国面临潜在挑战，包括生产率增长停滞和人力资本发展不足，贫困和不平等指标近十年基本未变，劳动力市场非正规性普遍 [54] - 危地马拉财政政策特点是收入低、支出低、财政赤字窄和公共债务存量适度，但低支出水平阻碍了关键发展挑战的解决 [53][54] - 该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低于15%的有效国家职能门槛，2022年达到14.4%，但仍低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平均水平 [54] - 公共支出平均占GDP的13.4%，2020年因疫情达到15.5%，2024年降至13.7%，支出具有反周期性，但刚性有所增加 [55] - 低支出水平和缺乏协调阻碍了危地马拉应对气候变化等复杂挑战的能力，政府虽已建立相关政策框架，但缺乏有效资源分配工具，气候资金依赖捐赠 [59][63] - 财政赤字在2020年疫情期间达到4.4%，2023年降至0.9%，公共债务在2015 - 2019年平均占GDP的25.6%，2020年达到31.5%，2024年降至26.4% [67] - 危地马拉债务轨迹可持续，基线情景下中央政府债务到2029年稳定在GDP的28%左右，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在中央政府层面进行，初步估计在一般政府层面进行将有利于债务承载能力和主权评级 [67] - 财政风险可能影响中期债务可持续性，估计约占GDP的4%，主要风险包括社会保障赤字、司法和解支付、大量索赔和自然灾害 [65] 收入 概述 - 本章评估增加收入的潜力，通过分析税收收入驱动因素、估算税收能力和进行跨国基准比较来确定增加收入的机会 [69] 文献综述 - 危地马拉税收收入近20年基本持平，近期有所上升，2022年达到GDP的14.4%，税收结构集中在所得税和增值税，这两种税的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57.8%上升到2022年的65.2% [74] - 文献表明较高税收水平与发展呈正相关，存在一个12.4 - 12.9% GDP的税收收入临界点，跨越该点将促进更高增长 [74] - 税收的经济驱动因素包括战争、收入、贸易开放度、金融部门发展和第三方报告等，削弱税收收入的因素包括难以征税的部门、非正规经济和自然资源禀赋等，汇款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74] - 制度因素也影响税收收入，如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国家有效性和税收道德等，分析税收收入驱动因素可估算国家的税收能力和税收差距 [74][75] 驱动因素 - 综合考虑所有税收驱动因素，危地马拉存在较大的正税收差距，近期估计显示1980 - 2020年中央政府税收差距约为30%，表明中央政府收入有从GDP的12%提高到15%的潜力 [82] - 从经济特征看，危地马拉的税收收入低于同行预期，在贸易开放度等指标处于地区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其税收收入仍低于预期 [83] - 从制度特征看，危地马拉的税收收入也低于同行，在政府有效性、腐败控制和法治等方面，税收收入均低于预期 [83] 税收收入和税收政策基准比较 - 危地马拉的税收负担远低于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CADR）平均水平以及结构和理想同行的平均水平，2022年税收收入占GDP的14.4%，是CADR地区第三低 [87] - 该国税收结构更依赖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低于同行，202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收入的3.7%，而结构和理想同行的平均占比分别为8.2%和18% [86][87] - 危地马拉有机会增加所得税收入，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这将提高税收制度的累进性，其个人所得税税率远低于同行，且税级较少，扣除项目慷慨，导致累进性较低 [84][85][86] - 该国对资本收入的预扣税率等于或高于工资税率，减少了高净值个人进行税收套利的动机，且资本收入的豁免较少 [100][101] - 危地马拉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和有效税率低于结构同行，尽管名义税率与结构同行平均水平相同，低有效税率反映了较高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支出，主要用于大学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112] - 自由贸易区的税收激励在CADR地区很常见，危地马拉的激励措施并非最慷慨，但全球最低税协议的第二支柱可能会影响这些激励措施，该国需审查和更新以避免收入流失 [112] - 危地马拉的中小企业税收制度范围广泛但结构简单，收入门槛低于同行，该制度有积极方面，但也可能导致个人所得税逃税风险，不过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门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风险 [114][115] - 危地马拉的社会保障缴款率和收入低于结构和理想同行，2013 - 2022年平均占GDP的2.13%，而结构和理想同行分别为3.5%和6.75% [121] - 该国的财产税税基未得到充分利用，2013 - 2022年平均占GDP的0.22%，低于结构和理想同行的0.32%和0.67%，但不动产税税率处于同行中间水平，增加收入应主要通过更新财产地籍 [120][121][124] - 消费是最大的税收基础，仍有进一步动员的机会，危地马拉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低于同行，增值税率为12%，低于结构和理想同行的14%和17%，有提高税率、扩大税基和加强合规的空间 [128]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相关内容 报告的核心观点 - 推荐国家经济学家在分析国家税收系统时采用特定方法估算税收浮力，介绍理论基础、计量方法和数据，展示结果与实施情况 [17] - 税收浮力衡量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自动变化和税收政策 discretionary 变化的总响应，对税收政策设计至关重要 [20][24] - 短、长期税收浮力在不同国家和税收工具间存在差异，受税收系统特征和经济周期影响 [22][23]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引言 - 中期财政可持续性依赖准确的收入预测，税收弹性和税收浮力用于评估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变化的响应 [16] - 税收弹性衡量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孤立响应，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但难以准确估算；税收浮力衡量总响应，理论上长期应等于 1 [18][20] - 税收浮力有时更适合衡量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对税收政策设计有重要意义 [21][24] 理论框架和实证方法 理论方法 - 常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估算税收浮力，允许税收收入和 GDP 之间存在动态关系 [27] - 若税收收入和 GDP 变化存在协整关系，可同时估算短期和长期税收浮力 [29] 实证方法 - ARDL 模型可按国家或国家组进行估算，面板数据方法可减少自由度问题，在缺乏 discretionary 税收措施信息时，面板数据估算的税收浮力可近似为税收弹性 [31] - 文献中应用多种计量技术估算面板数据 ARDL 模型，包括固定效应（FE）、平均组（MG）和池化平均组（PMG）估计器，还可使用增强估计器校正横截面依赖性 [32][33] 文献综述 - 多项研究尝试估算个别国家的税收浮力和税收弹性，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或协整技术 [35] - 部分研究使用面板数据协整技术估算税收浮力，不同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36][37] 估算税收浮力的实证方法 数据 - 使用 1980 - 2021 年 171 个国家的年度面板数据，包括总税收收入、企业所得税（CIT）、个人所得税（PIT）、增值税（VAT）和 GDP [40] - 税收收入数据来自 IMF 的政府财政统计，GDP 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仅纳入至少有 15 年观测值的国家 [40] 估计方法 - 按国家估算使用 MG/PMG 估计器，面板数据估算推荐使用 CCE 估计器，理论上 DCCE 更优，但可能导致自由度减少和估计偏差 [41] - 进行稳健性检验，添加通货膨胀（CPI）和税率作为控制变量，比较不同阶段的税收浮力估计值 [42] 结果 国家收入组和区域税收浮力估计 - 高、上中等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税收浮力约为 1，低收入国家远低于 1，表明未来债务增加风险高；所有国家收入组的短期税收浮力表明税收系统在短期内难以稳定经济 [46] - 不同地区的短期和长期税收浮力存在较大差异，PIT 仅在高收入国家和 ECA 地区确保长期财政可持续性，CIT 在高和上中等收入国家对 GDP 响应迅速，VAT 在大多数国家不是良好的产出稳定器 [50][53][54] 控制通货膨胀的面板估计稳健性检验 - 长期税收浮力平均对价格变化大多呈中性，短期浮力系数变小，表明税收系统可能存在缺乏指数化等问题 [59][60] 控制税率 - 控制税率总体上略微降低长期税收浮力，短期浮力大多不变，不同国家组受影响程度不同 [67] 商业周期 - 大多数国家组在经济收缩期的短期和长期税收浮力略小于扩张期，税收系统在收缩期作为自动稳定器的表现不佳 [71] 国家层面的税收浮力估计 - 以塞尔维亚为例，其总税收收入对 GDP 变化的响应高于区域和理想同行，短期 PIT 浮力略高于同行平均，但长期无法确保财政可持续性，CIT 在短期和长期都具有高浮力，VAT 短期浮力高，长期浮力与同行相似 [73][80][81] 结论 - 税收浮力和税收弹性相关但结果不同，衡量税收浮力有助于评估税收政策在短期稳定经济和长期确保财政可持续性的作用，识别税收系统的优缺点，以及理解制度和结构因素对税收浮力的影响 [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