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核心观点 - 研究利用2016 - 2021年韩国企业级数据，分析COVID - 19大流行对企业总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发现大流行对不同企业TFP产生异质性影响，跨国企业受冲击小于纯出口商，部分跨国企业能减轻冲击甚至提高TFP [3][6] 各部分总结 引言 - 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全球企业，美国多数企业申请财务援助，但关于大流行影响异质性及企业反应的研究较少，研究旨在探讨大流行冲击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在不同类型企业特征中的变化 [5] - 地区性疫情冲击使TFP下降，对出口商影响更显著，跨国公司TFP下降幅度小于国内公司，能更好应对不确定性，部分跨国公司可通过资源重新分配应对冲击 [6] - 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中断，供需冲击同时发生且重叠，可根据政府政策差异区分，研究旨在理解不同冲击如何根据公司运营特征影响公司 [8][9] 理论与假设 疫情对公司总产出（TFP）在纯粹出口商和跨国企业（MNEs）之间的调节作用 - 对出口企业的负面暴露：COVID - 19大流行引发全球健康危机，导致国内外人员流动受限，贸易中断，对出口企业造成双重需求冲击，政府应对措施加剧负面需求冲击，假设纯出口企业生产率下降幅度大于非纯出口企业 [15][16][19] - 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缓冲区：跨国企业可通过跨越国界的供应链缓冲负面需求冲击，国际或地理市场多元化对企业整体利润有积极影响，不同国家封锁限制时间不一致为跨国企业提供缓冲，假设国内企业生产率下降幅度大于跨国企业 [20][21][29] 为什么跨国公司在疫情期间更具韧性 - 企业可通过重新分配资源提高生产力，跨国企业更能从资源分配中受益，假设跨国公司通过有效资源配置（裁员）更可能减轻生产率下降 [30][31][33] - 大流行加速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持续关注研发的企业更能应对中断，研发投资可帮助企业获取资源，假设跨国公司在全球疫情前研发强度高，更可能抵消生产力下降 [33][34] - 跨国企业多元化战略可带来竞争优势，国际多元化可减轻风险，拥有更多子公司可提高跨国企业反应能力，假设跨国公司在全球疫情期间，拥有更多外国子公司的企业生产力下降幅度较小 [35][36] 数据与方法 数据 - 研究引入2016 - 2021年韩国制造业企业公司层面面板数据集，涵盖销售、出口、进口等信息，确定公司区域位置及子公司投资信息 [37][38] - 引入衡量新冠疫情强度的数据，将2020年和2021年定为全球疫情冲击期，通过区域 - 年度变化考察COVID - 19对企业TFP的影响 [39][40] - 通过行业估计企业层面的TFP，采用Wooldridge（2009）的方法，行业异质性和企业独特特征对TFP有重要影响 [42][43] - 列出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约31.5%的企业为纯出口商，约31%的企业为跨国企业，构建相关虚拟变量进行研究 [56] - 成对相关矩阵结果显示，纯出口虚拟变量与企业生产率负相关，跨国公司地位与企业生产率正相关，进行双重差分回归模型分析因果关系 [57] 实证模型设定 - 采用描述性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用双重差分法检验COVID - 19的影响，追踪样本期TFP，关注持续存在的公司，以2019年的纯出口商虚拟变量和跨国企业虚拟变量为处理变量 [62] - 建立模型分析区域COVID - 19措施的影响，引入公司、行业和区域固定效应，仅对连续存活6年的公司进行分析，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63][64] 实证结果 - 疫情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企业运营特征，优先分析2016 - 2021年存活的企业 [66] - 主要结果支持假设1和假设2，纯出口公司在全球大流行期间生产力下降幅度大于其他公司，跨国公司能更好应对危机，拥有更多子公司的跨国公司生产力下降较小 [70][71] - 双重差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跨国公司更适合适应危机，在危机中甚至可展现积极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长 [76] - 对跨国企业的分析支持假设3 - 1、3 - 2和3 - 3，跨国公司通过裁员、高研发强度和拥有更多子公司可减轻疫情负面影响，提高生产率 [80][82] 讨论和结论 - 纯粹出口企业在生产力上承受更严重负面影响，跨国公司能更好抵御负面冲击并提高TFP [83] - 跨国公司通过有效管理资源、研发倾向和拥有更多子公司更具韧性，战略子企业管理及资源分配对增强企业韧性重要 [84][85] - 研究为管理层提供见解，企业应实施资源分配策略、投资研发和技术创新、走向跨国化，政府应制定政策促进跨国公司发展 [86][87] - 研究存在局限性，未来研究可比较各国政府干预级别和不同国家对政府补贴的劳动力市场反应 [88]

报告的核心观点 - 强调制定针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重新调整的工业战略的必要性，将数字化整合到工业和发展政策中以促进创新，通过应用经验知识和循证决策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助力亚洲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 [1]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1. Introduction - 二战后亚洲部分经济体实现经济起飞，如“东亚奇迹”，随后其他东盟成员国效仿调整政策，如今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驱动力和增长中心，2020年东盟、中国、日本和印度合计占全球GDP约30%，未来全球经济重心将进一步向亚洲转移 [3] - 亚洲面临诸多挑战，包括COVID - 19疫情导致经济衰退和加剧经济差距、俄乌战争引发地缘政治风险和成本推动型通胀、中美贸易战带来经济安全问题、数字技术发展引发产业和技术转型、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等长期挑战 [6][7][8][9][10] - 本文旨在分析亚洲问题和政策响应，提出潜在产业政策以实现实质性经济发展 [10] 2. 产业政策辩论 - **全球对产业政策的兴趣与日俱增**：关于工业政策有效性的辩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华盛顿共识使产业政策遭忽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政策再次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美国、中国、日本等国纷纷出台含工业政策要素的计划，研究显示约25%的政策相关文本涉及工业政策且比例自2010年有所增加 [14][15][17][19] - **学术界产业政策的复兴**：基于Dimensions科学研究数据平台搜索，“工业政策”相关文献数量从2000年的219条增加到2023年的1,635条，与所有经济学论文相关的被引次数比例从2000年的0.9%上升到2023年的1.5%，但关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工业政策研究仍在发展阶段 [23][25] - **Defining Industry Policy**：学术研究对产业政策大致有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发展型国家两种观点，尚无统一认可的定义，本文采用经合组织研究定义，即涵盖改善国内企业部门绩效的工具，包括技术和支持企业政策，适用于所有商业领域，竞争政策可视为产业政策一部分，宏观经济政策和部分扩展定义的工业政策不在本文狭义讨论范围内 [26][28][29][30][34][35][36] - **产业政策的意义及其措施**：关于工业政策价值存在争论，为纠正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有合理性，常见措施如婴儿工业保护有争议，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技术发展政策因正外部性获支持，产业政策还可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解决金融市场不完善和协调失败问题，但可能抑制新进入者，需与竞争政策结合 [38][39][40][42][43][44] - **横向和纵向(目标) 政策**：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辩论应采取横向还是纵向工业政策，工业政策可分为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影响行业动态、影响需求侧的工具，关键是根据目标选择合适工具 [46][47] - **循证决策**：EBPM方法在发展经济学研究进展对实际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主张应用于产业政策，其证据基于实证验证的政策因果效应，随机对照试验证据质量高但在工业政策中操作困难，许多研究基于自然实验和准实验，未来推动亚洲工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应整合EBPM核心要素 [48][50][51][52][54] - **产业政策实证研究综述**：2000年前实证研究强调支持产业和企业政策措施，但忽略选择偏差，只能解释相关性；2000年后出现新趋势，可估算工业政策对全国各行业效应、研究基于地点的工业政策案例、从历史事件提取制度变革经济影响，垂直和水平工业政策有效性存在争议，政策制定需考虑多方面因素 [55][56][58][59] - **产业政策的宏观经济评估**：使用宏观经济模型评估产业政策可考虑一般均衡效应进行成本 - 效益分析，宏观经济研究表明资源配置低效率使全要素生产率较低，部分研究质疑产业政策实效性，也有研究强调促进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产业政策重要性 [63][64][66] 3. 东盟成员国发展战略与数字化 - 二战后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基于物理和人力资本积累，由工业化和出口扩张驱动，东盟成员国早期实施保护性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增速下滑，后采用依赖外国资本、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深化与全球价值链经济整合，实现经济增长、减贫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 [67][69] - 东盟成员国需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数字转型是关键，可实现从“渐进式创新”到“颠覆性创新”转变，带来跨越式经济发展，如智能手机开拓新商业领域 [70][72] - 东盟成员国计划将现有行业与数字化融合，如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推出相关政策和计划，实施发展策略需纳入产业政策工具，同时要考虑利益相关者合作和工业政策治理，政策应量身定制 [73][74][75][76][77] 4. 可持续经济发展框架 - **Digital Start - Ups**：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是经济增长动力，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数字化进程使发展中经济体关注初创企业，亚洲出现成功数字化初创企业，政府应发展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同时建立法规和制度框架应对垄断、数据治理、劳动保护等问题，参与国际数字企业税收问题讨论，工业政策应普惠 [80][81][82][83][84][85] - **环境问题和灾害**：环境问题是市场失败，政府可通过补贴、税收或监管减少污染，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气候变化和灾害受关注，预防和减轻灾害受市场失灵干扰，工业政策可激励企业开发环境和能源技术，建立灾害保险市场，政府可应用垂直工业政策应对 [86][87][88][89][90] 5. Conclusion - 强调制定新策略推动亚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重新考虑工业政策作用，实证审查产业政策知识，确认EBPM需求，研究亚洲发展战略历史和未来发展，将数字化纳入发展战略，东盟成员国需平衡市场和政策力量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 [91][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