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高管指出，在人工智能主导的新潮流下，日本已不再是机器人大国，当前中美企业正引领人形机器人开发潮流[1][2] - 日本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发展滞后，主要因其过度依赖硬件和工业机器人成功路径，在AI软件、生态系统、风险文化及数据场景方面落后于中美[5][6] - 日本在机器人精密零部件制造上保持优势，但在整合AI与构建完整智能机器人系统方面存在短板，未来可能以“跟随者”或“投资者”角色依附于中美技术体系[8][9] - 人形机器人竞争的下半场关键在于实现“从实验室到普惠社会应用”，是AI、系统工程、产业生态和全方位应用场景的综合竞争[11] 日本机器人产业的现状与定位 - 日本企业及社会普遍将机器人认知为“拧螺丝的机械臂”，而非人形机器人，在餐厅、酒店等服务型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落地方面远落后于中国[2] - 日本早期是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先驱，早稻田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初推出WABOT-1，本田在2000年推出ASIMO，软银在2014年推出Pepper，但这些项目或因未能盈利、需求疲软而终止开发或停产[4] - 日本在工业机器人、精密制造、机械可靠性、身体关节、电机、运动学及步态管理等方面曾打下很好基础，但当前在向完整智能机器人系统演进时显得乏力[4][8] - 日本机器人相关的重要产业仍在蓬勃发展，擅长制造精密的微型马达、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中国品牌人形机器人的内部核心部件有的就来自日本供应商[6][8] 日本落后的原因分析 - 过度依赖工业机器人成功路径，将机器人等同于“工业自动化设备”，错过了AI机器人的早期窗口[5] - 软件与AI生态相对保守，在操作系统、AI框架、大模型、云生态上的开放度和速度明显落后于中美[6] - 风险文化偏保守，企业倾向于“确定性改进”，而当前机器人革命需要高风险、高试错、高失败率[6] - 人口老龄化形成路径锁定，将机器人更多当作“养老工具”而非“通用智能体”，限制了想象力[6] - 缺乏拥有海量用户和数据的大型互联网平台，难以积累驱动复杂AI系统所必需的大规模数据与场景，整体计算能力不足，IT产业自2010年后衰落[6] - 严苛的法律法规与有限的应用场景制约了技术落地与迭代，例如自动驾驶因严格规章制度限制道路测试与推广，陪伴机器人产品多停留在“高级陪护玩具”层面[7] - 国内应用市场空间有限，使得日本在需要大规模场景数据驱动的AI与机器人系统性创新中难以实现反超[7] 中美企业的领先优势 - 中美企业正引领人形机器人的开发潮流，人形机器人凭借端茶倒水、参加拳击比赛、跑马拉松及在舞台上跳舞等技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2][3] - 在中国，从餐厅送水、上菜到酒店服务，使用机器人已非常普遍，在服务型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和应用落地上无法与中国竞争[2] - 中国AI玩具企业技术被认为处于2.0阶段，具备长期记忆和反思功能，而日本同类产品技术仍处在1.0阶段，没有长期记忆和反思的功能，更像早年的智能语音音箱[3] 日本企业的应对与未来角色 - 日本瑞萨电子、住友重机械工业、住友电气工业、日本航空电子工业4家企业加入了“京都人形机器人协会”，该组织力争在2026年3月前制作出试制品，2027年内实现量产[8] -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报告称，如果日本企业继续对海外人形机器人开发动向保持观望，其在传统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优势也可能被削弱[7] - 日本在AI与机器人领域，未来更可能以“跟随者”或“投资者”的角色，依附于中美所构建的技术体系与市场之中，许多日本资本方与技术方希望在中国寻找类似DeepSeek这样的技术企业进行投资合作[9] - 中日两国在机器人产业链上形成互补关系，但当前日本存在不愿与中国深入合作的政治倾向，在AI等关键领域实现中日协作依然困难[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