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杨立昆因技术路线分歧、公司战略转型及管理文化冲突离开Meta，并创立AMI Labs以继续其基础研究愿景 [1][12] Meta AI战略转型与内部动荡 - 2025年4月，Meta发布的Llama 4系列中代号“Maverick”的模型在Chatbot Arena排行榜以1417分位列第二，一度超越GPT-4o的1410分 [2][4] - 开源社区发现提交测试的模型是经过特殊微调的“针对对话场景优化的实验性版本”，该版本通过生成冗长回答和使用表情符号在当时的评分算法中获取高分 [4][5] - 在平台引入“风格控制”机制后，Llama 4 Maverick的真实排名从第二跌至第五 [5] - 杨立昆承认Llama 4的测试结果“确实被修饰了一点”，团队采用了用不同模型应对不同测试的策略以博取更好账面成绩 [5] Meta高层人事与权力更迭 - 2025年6月，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决定斥资约143亿美元收购数据标注巨头Scale AI 49%的股份，目标直指其当时28岁的创始人Alexandr Wang [6] -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Alexandr Wang空降Meta，出任公司首位“首席AI官”，全面接管包括FAIR在内的所有AI研究与产品部门 [8] - Meta成立了新的“超级智能实验室”，将分散的研究力量统一收归Alexandr Wang麾下 [8] - 此次调整后，65岁的杨立昆需要向比自己年轻37岁的Alexandr Wang汇报工作 [8] 技术路线与管理文化冲突 - Alexandr Wang上任后将Meta的AI战略锁定在“大语言模型驱动的超级智能”这一单一路径上，扎克伯格提出“为每个人构建个人超级智能”的激进目标，要求全公司资源向LLM倾斜 [8] - 杨立昆对主流LLM技术路径持怀疑态度，认为其本质是“自回归的预测机”，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真正理解，无法通向真正的超级智能，并将其比作“通向超级智能路上的死胡同” [9] - 在一次高层会议上，当杨立昆阐述长期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时，Alexandr Wang粗鲁地打断并称“我们是在开发超级智能，不是在辩论哲学”，标志着“学术派”与“工程落地派”的决裂 [10] - 杨立昆表示Meta管理层和新团队已经完全“被大语言模型洗脑了”，只顾在基准测试分数上追赶竞争对手 [10] Meta内部科研文化的剧变 - 在Alexandr Wang主导下，FAIR实验室的学术自由受到限制，研究人员在发表学术论文前需先提交给Wang领导的核心产品部门TBD Lab审查 [10] - 只有被认定具有“重大商业价值”的研究才被允许发表，且研究人员需先协助将成果转化到产品中才能回归日常研究 [10] - 2025年10月，Meta启动针对AI部门的裁员，约600名员工被解雇，受影响最严重的是FAIR及相关基础设施团队，而Alexandr Wang亲自组建的TBD Lab则毫发无损并继续扩招 [11] - 杨立昆形容其在Meta的最后日子里感到“政治上越来越困难”，尽管扎克伯格个人仍支持其研究，但在公司急功近利的氛围下支持显得苍白无力 [11] 杨立昆的离职与创业 - 杨立昆因不愿为保住职位而改变科学观点，最终选择离开Meta [11][12] - 杨立昆在巴黎创办了初创公司AMI Labs，致力于“增加这个世界的智能”，探索在科技巨头商业化竞争中被搁置的科学路径 [12] - AMI Labs预计首轮融资5亿欧元，估值高达30亿欧元 [12] - 杨立昆在新公司担任执行主席，将管理运营交给法国AI创业老兵Alex LeBrun，自己回归纯粹的科学家角色 [12][14]